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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二十一日,圆明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英法联军在这座万园之园里纵火三天三夜,一百五十余年的珍宝古董化为灰烬。此时此刻,远在千里之外的曾国藩正在安庆城下督战,手握湘军精锐十二万,面对朝廷一封又一封加急奏折,这位湖南人选择了沉默。有人说曾国藩是汉奸,见死不救。有人说曾国藩是奸臣,坐看京城沦陷。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历史谜团依然让人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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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存亡的抉择——曾国藩为何不救京城

八月初,塘沽失守的消息传到安庆大营,曾国藩正在批阅军报。一封加盖紫泥金印的圣旨送到案头,咸丰皇帝的语气近乎哀求:速率湘军北上勤王,京师危急!曾国藩展开圣旨,沉默良久。

当时的形势已经坏到极点。大沽口炮台被攻陷,北塘登陆的英法联军一路北上,清军望风披靡。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血战,三万铁骑对阵八千洋枪队,结果全军覆没。咸丰皇帝带着后妃皇子仓皇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在京城收拾残局。这个时候,朝廷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曾国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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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是当时清朝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从咸丰三年(1853年)成军以来,这支由湖南农民组成的队伍打遍江南无敌手,太平军见了湘军旗号都要退避三舍。朝廷连续下了十几道圣旨,军机处的奏折一封比一封急,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大学士倭仁甚至在奏折里点名批评:曾国藩拥兵自重,畏敌如虎!

面对这些指责,曾国藩每天站在安庆城下,望着城墙上太平军的旗帜出神。这座城池围了一年多,湘军伤亡过万,眼看就要攻克。北上救京?曾国藩掂量着手里的筹码。十二万湘军听起来声势浩大,实际上能动的兵力只有五万。其余分散在江西、安徽各地,牵制住太平军的主力。如果突然抽调北上,太平军立刻会反扑,江南半壁江山就此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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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时间。从安庆到北京,水路加陆路至少要一个半月。等湘军赶到,黄花菜都凉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安庆前线督战,写信来问:大哥,到底去不去?曾国藩回信只有四个字:静观其变。

这个抉择背后藏着更深的考量。湘军是曾国藩的命根子,也是清廷忌惮的对象。这支由汉人组成、由汉人将领统率、由汉人文化凝聚的军队,在满族朝廷眼里始终是个隐患。平时需要湘军卖命打太平军,战后如何处置又是另一回事。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湘军进京,等待自己的未必是赏赐,可能是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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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里有个故事(内容虚构):曾国藩曾经夜访一位老道士,请教该不该北上救驾。老道士掐指一算说,你去了,洋人会退兵,朝廷会感激你三天。三天后,满朝文武就会弹劾你拥兵自重,图谋不轨。你不去,洋人抢完就走,皇上回銮后还是要靠你打太平军。曾国藩听完,连夜赶回大营。这个故事真假难辨,倒是说出了曾国藩当时的处境。

九月中旬,英法联军已经攻入圆明园,开始大肆抢掠。朝廷的圣旨还在源源不断送到安庆,语气从催促变成了斥责。曾国藩每天批阅奏折,回复都是同一个意思:安庆即将攻克,湘军不能轻动。这种软磨硬泡的态度,让京城的大臣们恨得咬牙切齿。

湘军的困境——不是不想救,而是不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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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曾国藩见死不救,多少有些冤枉。湘军当时的处境,远比外人想象的艰难。安庆这座城池,太平军守将叶芸来率领一万五千人死守,湘军围城已经四百多天。城外挖了三道壕沟,架了无数门大炮,每天轰击城墙。城里粮食早就吃光了,守军靠吃草根树皮维持。双方都在拼意志,看谁先撑不住。

曾国藩的战略很明确:先拿下安庆,切断太平军的长江防线,再一路打到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这个计划执行了大半,现在放弃,前功尽弃。更要命的是,太平军也在等着看湘军的动静。只要湘军主力北上,天京(南京)的太平军立刻会沿江东下,收复失地。到那时候,江南的局面会比现在糟糕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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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饷也是个大问题。湘军虽然号称十二万,实际上能领到军饷的只有八万人。其余都是临时征召的民夫、伙夫、辅兵,战斗力基本为零。养活这支队伍,每个月需要白银三十万两。这笔钱大部分来自江南的厘金和关税,朝廷拨款只占小头。如果湘军北上,粮饷从哪里来?朝廷国库早就空了,户部连给京营发饷都困难。

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湘军内部并不想北上。这支队伍的将领大多是湖南老乡,士兵也是湖南农民。从军的目的很简单,保卫家乡,赚点军饷养家糊口。现在太平军还在长江流域横行,湖南老家随时可能受威胁。让湘军去北方打洋人,士气能有多高?这一点曾国藩心知肚明,所以迟迟不肯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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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安庆城头突然竖起白旗。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力竭投降,一万守军饿死大半,剩下的全部成了俘虏。湘军攻克安庆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十月初。此时英法联军早已烧了圆明园,恭亲王奕訢签订了《北京条约》,洋人拿着赔款和租界扬长而去。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解释:臣攻克安庆,正欲北上勤王,不料洋人已退。字里行间,透着说不清的意味。

朝廷收到这封奏折,满朝哗然。有人要求严惩曾国藩,有人为曾国藩辩护。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看完奏折,气得吐血,但最终还是没有处分曾国藩。原因很简单:太平军还没平定,朝廷还得靠湘军。这场闹剧就这样不了了之。

湘军将领私下议论纷纷。左宗棠说:大帅不去救京城,是明智之举。李鸿章说:洋人来去如风,就算去了也赶不上。胡林翼说得最直白:洋人是外患,太平军是内忧。外患不过割地赔款,内忧可是要了大清的命。这些话传到民间,老百姓自有一番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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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一个汉臣的艰难处境

曾国藩不救京城,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隐情:满汉矛盾。清朝立国两百多年,满人始终把持朝廷要害。汉人做官,最多做到总督、巡抚,军机大臣基本都是满人。湘军的崛起,打破了这个平衡。一支由汉人组建、汉人指挥的军队,战斗力远超八旗和绿营,朝廷怎么能不忌惮?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需要湘军打太平军,给了曾国藩两江总督的职位,赏赐无数。另一方面又时刻防备湘军坐大,不断派钦差大臣到军中监视。曾国藩夹在中间,如履薄冰。这次不北上救京,表面上是战略考量,实际上也是在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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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湘军真的北上,会面临什么局面?最好的情况是击退洋人,保住京城。然后呢?十二万湘军驻扎北京城外,手握重兵的汉人将领住在天子脚下,满朝文武会怎么想?那些一直眼红湘军的八旗将领,一定会联名上奏,要求解散湘军。到时候曾国藩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最坏的情况是湘军北上途中,太平军反扑,江南失守。朝廷会把所有罪责推到曾国藩头上,说你擅离职守,致使江南糜烂。那时候等待曾国藩的,轻则革职查办,重则抄家问斩。这个代价,曾国藩承担不起。

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内容虚构):曾国藩曾经给朝廷上过一道密折,建议用谈判代替战争,与洋人签订条约。这道密折当时被压下来,后来却成了恭亲王奕訢与洋人谈判的底稿。圆明园被烧后,奕訢签订的《北京条约》,条款和曾国藩当初的建议相差不大。这个说法没有确凿证据,但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曾国藩确实对洋人的实力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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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一百五十多座宫殿化为焦土。这个罪责算在谁头上?英法联军自然难辞其咎,清廷的无能腐败也是原因之一。曾国藩不北上救京,在某些人眼里成了帮凶。这个帽子扣得有点大,却让曾国藩背了一辈子。

历史学家对这段往事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曾国藩坐视不救,是对清廷的背叛。有人认为曾国藩的选择符合当时的战略需要,先稳住江南,再图北上。还有人认为曾国藩其实早就看透了清廷的本质,不愿意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卖命。这些观点各执一词,都能找到证据支持。

曾国藩自己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这件事。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当年洋人入京,臣在安庆督战,鞭长莫及。这六个字,既是解释,也是辩白。至于心里真正怎么想,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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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临终前对恭亲王奕訢说:曾国藩可用,但不可重用。这句话道出了清廷对汉人将领的态度。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字:如履薄冰。这个湖南人用了十一年时间打败太平军,封侯拜相,最后却选择急流勇退,主动裁撤湘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功高震主的下场从来都不会好。

回头看1860年那个秋天,曾国藩在安庆城下的选择,或许是无奈之举,或许是深谋远虑。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结果。圆明园的灰烬冷却之后,清朝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曾国藩和湘军继续在江南战场厮杀,最终消灭了太平天国。这段往事留给后人的,除了争议,还有思考。

一个王朝走到末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有人忠心耿耿,有人明哲保身,有人借机渔利。曾国藩属于哪一种?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很难概括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