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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3月，南京城破那天，咸丰帝在紫禁城急得摔了茶杯。
洪秀全带着太平军刚进南京就改国号“太平天国”，还把两江总督的衙门改成“天王府”，摆明了要抢爱新觉罗的龙椅。
这之后14年，大清跟太平军打得血流成河，光是安庆之战就死了十几万人，湘军攻破南京时更是屠城三日，连路边的狗都被砍了脑袋。
可转头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帝直接带着老婆孩子逃到热河，恭亲王奕訢在京城签条约时连价都没还，割九龙司、赔800万两白银，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说这清朝到底怎么回事？跟自己人打就往死里拼，碰上洋人就立马认怂？这事儿根本不是“胆子大小”的问题，而是统治阶级的“保命逻辑”在作祟龙椅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其他的都能往后排。
太平天国刚起义那会儿，清廷根本没当回事。
1851年广西金田村那点动静，咸丰帝觉得就是“长毛贼闹事”，派个钦差大臣赛尚阿去镇压，结果旗兵刚跟太平军碰面就跑了，蒙古骑兵更是被打得人仰马翻。
直到1853年太平军拿下南京，洪秀全坐着轿子进了城，还说“朕乃天子，天下一家”，清廷这才慌了神这哪是闹事，这是要改朝换代啊！
你猜怎么着？咸丰帝直接打破了“满汉之分”的老规矩，让曾国藩这种汉臣回家办团练。
曾国藩在湖南招兵时，手里一分钱军费都没有，朝廷只给了个“帮办团练大臣”的空名头。
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劝捐，乡绅们骂他“曾剃头”，说他搜刮民脂民膏，他躲在屋里掉眼泪，出来照样笑脸相迎。
后来实在没辙，干脆在各地设“厘金局”，过路商人不管卖什么都抽百分之一的税，连卖茶叶的小贩都得交钱。
就这么着，湘军才有了买刀买枪的钱。
安庆之战时，陈玉成带着太平军猛攻湘军阵地，曾国荃在城墙下挖了几十条地道，两边尸体堆得比城墙还高。
曾国藩在书信里写“日见死人，心胆俱裂”，可就是不撤兵。
为啥？因为安庆是南京的门户，丢了安庆，太平天国就能顺江打到北京。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仗输了，不光他曾国藩要掉脑袋，整个大清的龙椅都得换人坐。
所以哪怕湘军士兵饿得啃树皮，他也要逼着部队往前冲，说到底，都是为了保住爱新觉罗的权力。
1860年10月，圆明园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北京城。
英法联军烧了三天三夜，抢走的宝贝能装满几百车，可咸丰帝跑得比谁都快，从北京一路逃到热河，美其名曰“北狩”。
奕訢留在京城跟洋人谈判，洋人说要赔800万两白银，还要割九龙司，奕訢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签了字。
后来有人问他为啥不讨价还价，他叹口气说：“洋人只要钱和通商，又不抢咱的江山，给他们点银子，让他们赶紧走，朝廷还能腾出手来收拾长毛。”
这话听着窝囊，可在清廷眼里，这笔账算得门清。
太平天国是“要命”的，他们要推翻清朝，自己当皇帝；列强是“要钱”的，只要你开放通商口岸、赔点银子，他们就撤兵。
你想啊，要是跟列强硬拼，军舰打不过，火炮够不着，万一洋人真生气了，联合太平军一起打过来，龙椅还坐得住吗？不如花点银子买平安，等把太平军灭了，再慢慢想办法对付洋人虽然最后也没想出啥办法。
1876年马嘉理案更典型。
英国一个翻译在云南被杀，英国军舰直接开到天津大沽口，扬言要炮轰京城。
清廷立马派李鸿章去谈判，签了《烟台条约》，开放了宜昌、芜湖等六个通商口岸，还让英国人可以随便进云南、西藏“游历”。
李鸿章后来跟人说：“咱现在打不过洋人，与其打输了赔更多，不如主动让点利，先稳住他们。”
在他看来，这些通商口岸就像给洋人开的“小卖部”，他们有钱赚就不会闹事，朝廷的龙椅才能坐稳。
其实清廷不是不知道自己武器落后。
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上的“阿姆斯特朗炮”能打10里地，清军最好的火炮只能打3里，炮弹还经常炸膛。
可道光帝看完战报，朱批写的是“蛮夷小邦，不足为惧”，转头就让大臣们“以柔克刚”。
到了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倒是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想造点先进武器。
可江南制造局造一把步枪，成本是进口洋枪的两倍，质量还差得远，士兵宁愿用鸟铳也不用这些“国产货”。
为啥？因为造枪的钱都被官员贪污了，原材料以次充好，谁也不管质量。
更要命的是慈禧太后。
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时，号称“亚洲第一”，可从那之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六年时间没添一艘新舰。
钱去哪了？修颐和园了。
慈禧觉得自己六十大寿比海军重要，从海军军费里挪走2000多万两，把昆明湖改成“水师学堂”的训练湖，湖里停几艘木船假装练海军。
结果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炮弹里装的是沙子，打出去根本不爆炸，邓世昌开着“致远舰”撞向敌舰时，船上连像样的炮弹都没几发。
清廷从来没想过，国家不是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
他们把老百姓当“家奴”，觉得江山是自己的，跟老百姓没关系。
太平天国闹起来时，他们骂太平军是“反贼”，可转头就跟列强勾结，借洋枪队镇压起义。
义和团扶清灭洋，他们先是利用，后来看打不过洋人，又反过来屠杀义和团。
老百姓心里早就凉透了这朝廷只在乎自己的龙椅，谁会管我们的死活？
所以你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太平军太猛，也不是因为列强太强，而是统治阶级把权力看得比国家、比百姓都重要。
对内，他们能豁出命去保住龙椅；对外，只要不抢龙椅，割地赔款都行。
这种“保命哲学”看似聪明，实则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等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老百姓没人愿意再为这个朝廷卖命，龙椅最终还是塌了。
说到底，一个国家要是光靠压制内部矛盾来维持统治，忽视了制度革新和民心向背，就算能赢一百次内战，也躲不过最终的崩塌。
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我们最实在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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