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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踏入现场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这间公寓几乎空无一物,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折叠桌。最触目惊心的,是墙角堆积如山的用过的卫生纸。这些并非生活废弃品,而是她晚年生活的“痕迹”。张爱玲晚年深受“虫子”困扰,这种心理上的强迫症让她对清洁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她觉得普通纸笔不够干净,便习惯用纸巾打草稿,写不满意便随手丢弃,日积月累,竟成了这满屋的“纸山”。
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几盒速食汤料和散落的咖啡纸杯。为了躲避她想象中的“跳蚤”和燥热,她常年将空调开到极低温度。这种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对于张爱玲而言,却是在构建一个绝对安全、绝对孤独的堡垒。她用极寒的物理环境,隔绝了外界的一切侵扰,也隔绝了人间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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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进行一场“逃亡”。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短短七年时间,她搬了十次家。邻居甚至从未见过她的真容,只知道那个总是戴着墨镜、行色匆匆的瘦弱身影。她频繁搬家,并非为了躲避债务,仅仅是因为觉得环境“不干净”或者被某种看不见的“虫子”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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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愿让人看到她衰老、枯槁的遗体,她只想留给世人那个永远穿着旗袍、目光犀利的才女形象。这种对死亡仪式的拒绝,恰恰是她一生追求“自我掌控”的最高体现。她爱过,痛过,辉煌过,最终选择在异国他乡的行军床上,独自谢幕。
张爱玲的离去,并非一场凄凉的悲剧,而是她为自己书写的最后一个句点。她用一生的时间去书写“苍凉”,最后用死亡亲身演绎了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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