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北的降旗仪式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却让远在延安窑洞里的几个军事参谋记下了一笔：台湾，迟早要回到中国人自己手里。此时谁也没想到，四年后中央会为这座岛屿专门拟定一份“班子名单”，并把第一把手的位置交给一位以书法闻名的将领——舒同。
进入1949年春天，大局已然明朗。3月15日，新华社刊发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第一次被郑重写进报纸。写这篇社论的编辑后来回忆，当晚排字工人敲下“解放台湾”四个字时，铅块发出清脆的声响，车间里一片寂静，似乎人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
长江天险被突破后，解放军一路南下。6月14日，中央军委发电给粟裕，直截了当地提出三个问题：“能否尽快夺取台湾？用什么方法？如何分化台军？”短短数行电文，语气急迫，却没有一句空话。7天后，华东局再接一封电报，写得更实在——今后几个月的四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准备解放台湾。
军事行动必须有政治配合，组建省级领导班子成了当务之急。华东局在名单里把舒同写在首位，并配以一句“特殊情况下的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距离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但舒同的任命已经获得中央内定。原因很简单：知识分子出身、熟悉敌工、笔杆子硬，还有一手漂亮的“舒体字”，这个组合在党内并不多见。
舒同1911年生于江西，20岁参加红军。1938年到延安后，他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手握机要。有人形容他“写一手好字，也能排一手好阵”，半句夸张却贴切。1943年，毛泽东决定成立国民党工作部，部长人选在几位“笔杆子”里挑来挑去，最后落到了舒同身上。抗战打到胶着阶段，策动国军将领起义需要胆识，也需要文采，他恰好两样兼备。
老干部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段轶事发生在1936年，红军刚到陕北不久。边区政府想请一位本地翰林做参议员，对方以“不屑与粗人交谈”为由推辞。毛泽东让舒同写封信。信不长，寥寥百余字，辞藻平和，落款竟是遒劲小楷。翰林读罢对门人说：“共产党竟藏此等才人。”第二天就束脩就任。后来有人请教舒同写了些什么，他挥手：“不过是请老人家替穷兄弟开条生路。”语气里透着几分俏皮。
书法成了舒同另一张名片。长征路上，他骑马用手指在大腿上划字，战士看了偷笑，他却乐此不疲。毛泽东知道后当面打趣：“马背书法家，可要把腰杆坐直。”从那以后，“党内一支笔”成了舒同的绰号。于右任常被称为国民党第一书家，同辈人爱拿两人比较，说“海峡两岸各有一支大笔”。
1949年底，战争重心移向福建沿海。3个兵团、12个军，总兵力约50万人在闽南、潮汕一线展开集结；与此同时，舒同在苏州主持台省班子培训。课程里既有台湾地理、社会结构，也有心理战、情报技术。教员多是留学日本的老同志，加上一批台湾籍地下党员，课堂气氛严谨又活络。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布《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对渡海兵力、登陆船只、空中掩护列出详细数据。统计处甚至计算了每艘木帆船可装多少牲畜、多少麻袋食盐。可以说，到那一刻夺岛计划已进入最后倒计时。
然而25天后，朝鲜半岛枪声骤起。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作战方案被迫冻结。中央很快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舒同的“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也只能搁置。有人开玩笑：“世上最短暂的任命，大概就是这一次。”
1954年，中央组织部征求舒同意向：人民日报社长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二选一。他想了两天，告诉组织：“1944年就到山东，这里的人情山水都熟。若能再做几年，也算有始有终。”最终他留在济南，直至1967年调离。
令人称奇的是，舒同一生没有办过一次个人书展。晚年住在北京东城区，有时一天七八拨人排队求字，他却只是摇头：“写多了，字就不值钱了。”家人怕他累坏，特地贴出纸条：“无墨者勿进”。几位老战友路过，读罢哈哈大笑。
回溯1949那张尚未执行的任命书，史料上只留下短短一句“特殊情况下”。什么是“特殊”？或许是海峡的风浪，也或许是时局的瞬息万变。计划未能落地，但那段周密的筹划、那群默默的筹班人，却在新中国档案里留下了一页别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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