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意我发的！他说要当岳阳市第一大网红！”法庭上，被告振振有词。而原告却坚称：“我从未同意！”一段从女子胯下爬过的视频被偷拍上传抖音，究竟是谁在说谎？当朋友间的玩笑变成全网嘲笑的素材，法律该如何界定这条模糊的边界？
这事得从岳阳东站附近说起。一群跑商务车的司机，平时在车站等客拉活，闲来无事常互相开玩笑。2021年8月的一个下午，司机沈先生和几个同行在超市门口聊天，有人聊到了“敢不敢从女子胯下爬过去”的赌约。现场有人起哄：“爬过去就给200！”或许是面子挂不住，或许是一时冲动，沈先生真就从一个女股东的胯下爬了过去。这一幕，被旁观的赵某用手机悄悄录了下来。
朋友间私下玩笑，录下来自己看看也就罢了，但要是发到网上，性质还一样吗？
几天后，这段视频出现在了抖音平台。账号“独人醉翁”发布了视频，配文写着“男儿膝下有黄金，有钱能使鬼推磨”。视频很快在本地司机圈传开，沈先生的电话被打爆了，朋友、同行都在问：“你怎么拍这种视频？”“丢不丢人？”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连家人也开始接到询问电话。沈先生又羞又怒，找到发布视频的司机翁某，要求立刻删除。但翁某不仅不删，两人还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惊动了警方。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同时，如果发布的内容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还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沈先生认为，这段视频让他成了朋友圈的笑柄，妻子因此与他争吵并回了娘家，同行看他的眼神也变了，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和行业声誉。于是，他一纸诉状将翁某告上法庭，要求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及为取证支出的公证费2000元。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翁某抛出“同意发布”的抗辩，还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可这三位证人的证言，却让庭审变成了一场“罗生门”。
第一位证人赵某，正是偷拍视频的人。他说话颠三倒四，一会说沈先生主动要求发视频，一会又说自己劝他别发，甚至扯出“钻500个给5万”的离奇赌约，把法官都听迷糊了。书记员不得不反复打断：“你慢点说，你说的是谁？能不能说名字？”这种混乱的证言，在法律上证明力很低。
第二位证人徐某，证言稍微清晰些，但同样矛盾。他说沈先生爬完后确实说过“别发”，但过了一会儿又“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了句“我要当网红”。这种“一会儿不让发、一会儿又让发”的说法，很难被法庭采信。
第三位证人闫（yán）某，说话吞吞吐吐，既不敢得罪原告也不敢得罪被告。法官直接点破：“你来讲证，就不要怕得罪人！事实是什么就说什么！”他才勉强承认，沈先生当时说了“无所谓”，但并未明确授权发布。
那法律上该如何看待这种“同意发布”的辩解呢？
即使原告真的说过“我要当网红”之类的气话，也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授权”。尤其是在玩笑场合、情绪冲动或特定语境下说的话，很难认定为真实、明确的意思表示。更重要的是，肖像权、名誉权属于人格权，其许可应当清晰、自愿，且最好有书面或可靠证据支持，而非事后的一句模糊辩解。
沈先生当庭提交了关键证据——公证书。他早在起诉前就去公证处固定了证据，把抖音视频、评论、转发页面全部做了公证保全。遇到网络侵权，公证保全证据是维权的重要一步！未经公证的网页截图，对方可能以“P图”“假证据”为由反驳，而公证书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能让你的举证更扎实，也避免证据被删除后无从追查。
翁某也提供了两份微信转账记录，显示沈书生爬完后确实收了两人各200元。但这只能证明“爬胯”行为与经济激励有关，并不能证明他同意发布视频。法庭调查逐渐清晰：视频是赵某偷拍后通过微信发给翁某，翁某未打码就上传抖音，并在原告多次要求后仍拒绝删除，导致影响持续扩散。
庭审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调解环节。
法官看事实基本清楚，试图促成和解。他直接问翁某：“你发视频，确实给人造成了困扰。除了道歉，愿不愿意适当补偿？”翁某开始只肯道歉，拒绝赔钱。法官点明：“你要法院判，可能不止这个数。而且全程直播，网上都能看到。”
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翁某最终松口：当庭道歉，15天内支付3000元，包含公证费2000元及部分补偿，诉讼费另付。沈先生考虑到同行关系，也表示接受。翁某当场站起来，对着沈先生鞠了一躬：“虽然你同意我发，但我确实对你造成了影响。对不起，以后还是朋友。”
在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是记录者，但并非一切都能成为“素材”。朋友间的玩笑，一旦越过隐私和尊严的边界，就可能从娱乐变成侵权。法律不保护“玩笑过度”，更不认可“他同意”的模糊辩解。事实上，这类案件也反映出一些人在网络传播中法律意识的淡薄——以为“好玩”“没恶意”就能免责，殊不知侵权与否，关键看客观行为与后果。
镜头可以记录生活，但不应审判人格；流量可以追逐热度，但不能消费尊严。每一次点击发布前，请记得：镜头对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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