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晚，嘉陵江畔的空气仍带着硝烟，张治中在灯下写完当天的备忘，合上皮革封面的日记本。这一夜，他刚把毛泽东安全送回红岩村，心里却想到另一位故交——正在湖南沅陵被软禁的张学良。两人同岁，同好骑马射击，也同样厌恶内战。可此刻，一个能在重庆居间奔走，另一个却动辄得咎，命运已然分岔。
山城的日子不易熬。国共和谈表面的客气挡不住暗地里的刀光剑影，张治中一抬头，总能看见截然相反的旗帜在大雾里招摇。他暗暗琢磨：倘若西安事变后，委员长换一种处理方式，东北、华北的战局会不会改写？答案无从得知，但张学良的下场已说明一切。
对张治中来说，感情与职责常常交织。既是蒋介石麾下的上将，又要尽己所能调停，夹在两股势力中间如履薄冰。1946年底，他向军统递交的《东北形势笔记》被束之高阁，失望之余，他开始酝酿新的打算：亲赴台湾，去看看那位“少帅”。
1947年3月初，他抓住一个出差视察空军的机会，搭乘运输机由南京直飞台北。飞行途中，他对副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人心已冷，再多飞机也救不了天下。”副官不敢接话，只好陪笑。
张学良当时已被秘密迁至新竹山区。那里山路曲折，松林密布，外人想靠近并不容易。可机缘凑巧，看守官彭孟揖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正是张治中早年的得意门生。电话一通，师生情分立了功——探视许可很快批下。
三月的台地雨丝纷飞，车轮磕在碎石路，迸出哒哒声。张治中走进院落时，张学良正在屋檐下摆弄陈旧留声机，尘封的唱片哑着嗓子放《漫天风雨》。少帅一见来客，先是愣，然后大笑着迎上，“老张，真来了！”两人握手时，指尖都有些颤。
院子不大，却勉强能散步。赵一荻因风湿腿脚生疼，步伐缓慢，张治中的夫人徐耐踏前一步，挽住她的手臂。几个人沿着湿滑的青石板一路踱过吊桥。木板在脚下咯吱响，带着山风起伏。赵一荻心悸，步子停住。徐耐低声安慰：“不怕，我扶你。”那一瞬，张学良眼底泛起水光，他向周围警卫使个眼色，四下竟安静得只能听到雨点落叶声。
短短几小时，旧友把话说尽。张治中谈到国内局势，提及东北已烽烟连天，粮草难济。张学良默然摇头，自嘲地晃晃手中的旱烟袋：“打下去，谁都没有好日子。”说到蒋介石的猜疑，他苦笑，却不再责怪。性格使然，他愿独担后果，但不愿连累兄弟。旁人看他潇洒，谁知囚禁十年，他已错失最想念的关东雪原。
日头西斜，彭孟揖走来提醒：“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气氛顿时凝结。张学良缓缓抬头，眼神决绝又带点请求，“老张，代我给宋夫人捎两句话可好？”张治中沉声答应。少帅便低声道：“一句，望她劝委员长给我自由；一句，若自由无望，求能与四小姐自住，不必再听护卫夜半咳嗽。”寥寥二语，字字沉重。
送别时，风停雨住，远山苍翠。张学良站在廊下，双手交握背后，仿佛还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将军。只是周遭的层层岗哨提醒他，往昔的号令千军已成旧梦。
三天后，张治中抵南京，先去呈报公务，再绕道南京渔鼓巷的美龄宫。宋美龄这位“第一夫人”，对张治中向来客气，却也防备。茶几上香片水汽缭绕，她听完并未立即表态，只轻轻敲指。半分钟后，她开口：“第二个请求可以考虑，首个……时机尚未到。”
同月下旬，蒋介石批示，同意张学良夫妇迁入独立宅院，但保留必要监护。移居那天，张学良望着院墙，比先前矮了几寸，悄声对赵一荻说：“至少夜里不用听锁链声。”外人听来心酸，他却像得了半分自由，脸上荡开久违的笑。
此后数年，国内战事全面逆转，1949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易帜。张治中已随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往北平，投入新政权。那年夏天，香港报纸刊出消息：少帅被转往台东。报道并不起眼，却让尚在北平的张治中恍然发怔，他清楚，这位旧友的自由仍远在路途之上。
有意思的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张治中闲谈，突然问一句：“汉卿身体如何？”张治中低声回：“山中幽居，身体尚可，心事难舒。”毛泽东点了支烟，没再说话。沉默里，一段跨越十年的承诺悄悄延续。
张治中一直认为，西安事变后，中国抗战能迅速成局，张学良功不可没，而后者却因此失去大半生自由。纵使时势无情，人情却难泯。1947那一场雨夜探囚，没有豪言壮语，只剩朋友间朴素的惦念。张治中把这段经历写进日记：“山风冷，人心暖。”字迹已淡，却依旧看得见笔触间的不平和无奈。
若干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清泉岗度过第27个被拘押的冬天，他翻阅旧照，指着那张吊桥上的合影对随侍笑道：“当时真怕她掉下去。”一句调侃，道尽惺惺相惜。历史于他们不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张张照片、一次短暂会面、两句话未竟的请求。这些碎片或许不起眼，却见证了乱世里稀缺的信义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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