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日，河南许昌城外，麦田被硝烟熏得漆黑。
日军联队长小野修站在一具尸体旁，半天没挪窝。
死者身中四弹，血把泥土都泡软了，可他身上那套笔挺的黄呢子将军服，在灰扑扑的战场上，刺眼得像一团火。
日军搜出了他的印章，上面刻着三个字：吕公良。
按理说，鬼子对中国守将的尸体，从来都是残暴羞辱，可这一次，小野修竟然缓缓摘下了军帽，下了道命令：“厚葬，立碑。”
木碑上写得清清楚楚：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一个败军之将，凭什么让杀人不眨眼的侵略者低头致敬？
把时间倒回九天前，你才会明白，这3000名中国杂牌军，是怎么在8万日军精锐的眼皮子底下，把“必死”两个字写成了丰碑。
九天前，4月23日，许昌城里的空气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那年，日军发疯一样要打通大陆交通线。
豫中平原上，鬼子凑了第37、27、110三个师团，加上坦克部队，八万多人像把大铁钳，死死卡住了许昌的脖子。
守城的有多少人？
新编第29师，一个刚刚扩编、装备烂得掉渣的杂牌师，满打满算也就3000人。
1比26，这仗怎么打？
师长吕公良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一场没援军、没退路、甚至没胜算的仗。
但他站在破旧的文峰塔下，看着手底下那群面带菜色的兵，就咬死了一个字：“守。”
当晚深夜，一辆马车匆匆停在师部后门，那是吕公良的老婆孩子。
一家人甚至没来得及坐下喝口热茶。
吕公良站在门口，连个拥抱都省了，直接命令副官把人送走。
妻子眼眶红了，想问啥时候能回，吕公良背过身，摆了摆手。
副官忍不住低声问：“师长，为啥不派车送远一点？”
吕公良回头，眼神冷得像铁：“一将不退，全军不散。”
这八个字，把他自己的私情切断了，也把这3000弟兄的退路锁死了。
第二天清晨，吕公良给妻子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军人不战，留着何用？
我必死守许昌。”
信刚送出去，鬼子的轰炸机就已经到了头顶。
4月30日凌晨6点，地狱的大门开了。
日军压根没把这支杂牌军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这种破城半天就能拿下。
八万大军，配合一百辆坦克、12架轰炸机，对付几千条步枪，这哪叫打仗？
这分明是屠杀。
但他们错了。
战斗在城北先打响。
85团二营五连的阵地，像颗钉子扎在鬼子脚掌上。
日军冲锋，被打退；再冲锋，再被打退。
连长欧阳步带着弟兄们，硬生生扛住了日军五次波浪式冲锋。
鬼子急眼了，开始放毒气。
黄绿色的烟雾散开，阵地才丢。
可进了城，巷战才刚开始。
许昌的每条街、每栋房，甚至每堵断墙，都变成了绞肉机。
南关思故台，这是全城的制高点。
87团一营在这里把鬼子像割麦子一样放倒。
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直接把山炮推到了离阵地只有600米的地方。
这是贴脸轰炸啊！
炮弹把思故台削平了一层，守军血肉横飞，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气儿在，枪声就没停过。
到了中午10点，局势彻底崩了。
87团9连连长孙同治阵亡，鬼子的坦克轰隆隆碾过防线，步兵跟着涌进城里。
这会儿的许昌，已经分不清前线和后方。
师部炊事班拿起了菜刀，通讯员扔了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拼刺刀。
吕公良坐在指挥部里，听着枪声越来越近。
电话响了，是上级打来的，命令只有一个：死守，退一步军法从事。
其实不需要这个电话。
吕公良的字典里，早就把“退”字抠掉了。
下午4点，日军突击队偷袭西门。
吕公良直接把最后的预备队——师部警卫连派了上去。
这不是反击，这是拿命去填窟窿。
到了傍晚，12架轰炸机开始地毯式轰炸。
整个许昌城都在抖，残肢断臂挂在树上，护城河的水都被血染成了酱紫色。
入夜后，枪声稀疏了一些，那时守军快死光了。
凌晨2点，北门告破。
许昌，守不住了。
但守不住，不代表要投降。
5月1日凌晨，吕公良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突围。
突围前，他干了件谁都没想到事。
部下找来一套便衣，求他换上：“师长，留得青山在，换了衣服混在百姓里能活！”
吕公良看了一眼那套便衣，一把推开，转身从箱子里取出了那套崭新的黄呢子将军服。
他仔仔细细扣好每一颗扣子，戴正军帽，把中将领章擦得锃亮。
他说：“我死在阵前，不能穿敌人看的便衣，要死得像个军人。”
随后，他亲手点燃了师旗。
火光映着他的脸，平静得吓人。
突围开始了。
这不仅是突围，这是赴死。
东线，吕公良亲自带队，一头撞进了日军第27师团的伏击圈。
这里没有奇迹，只有惨烈。
鬼子的机枪像暴雨一样泼过来。
麦田里，中国士兵像割倒的稻草一样倒下。
85团团长杨尚武肚子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他一把推开警卫员吼道：“别管我，快走！”
副师长黄永淮腿被打断，为了不当俘虏，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吕公良冲在最前面。
那身明黄色的将军服在黑夜里太显眼了，简直就是活靶子。
但他就是为了让士兵们看见：师长还在，师长在冲锋。
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左臂，他没停。
又一颗子弹打穿了胸口，他踉跄了一下，继续跑。
紧接着，第三颗、第四颗。
这位41岁的师长，终于倒在了麦田里。
他不顾警卫员的哭喊，用最后的力气把人推向草丛，自己翻身压在一堆尸体上，想替部下挡住视线。
枪声渐渐停了。
5月2日清晨，阳光照在麦田上，血腥味引来了成群的乌鸦。
村民发现了还有一口气的吕公良，把他抬回村里想救，可伤太重，这位硬汉在昏迷中念叨了几句军令，就停止了呼吸。
后来，日军顺着踪迹找到了尸体。
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联队长小野修看着吕公良的遗容，这不仅是一个对手的尸体，更是一种精神。
在绝对的劣势下，不投降、不逃跑、不乔装，穿着将军服死在冲锋的路上。
小野修叹了口气，对身边的参谋说：“这就是抗战派的中坚。
中国如果都是这样的军人，我们赢不了。”
许昌一战，新编第29师全师覆没。
师长、副师长、三位团长，全部阵亡。
他们没有守住城池，没有创造军事上的奇迹，甚至连番号都在战后被撤销。
但历史记住了这个瞬间。
在那个绝望的春天，有人选择了投降，有人选择了逃跑，但吕公良选择了把脊梁骨挺直。
他穿上那件黄呢子军服的时候，就已经赢了。
因为城池可以丢，命可以丢，但这口抵抗的气，中国军人没丢。
这块立在麦田里的木碑，不是日军的仁慈，而是带血的敬畏。
他告诉后人：这个民族，是杀不绝、打不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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