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的河内闷热异常。越共六大会议大厅灯火通明，面对连年赤字与物资短缺，代表们把“革新开放”写进了决议。有人低声嘟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牢骚虽短，却折射出越南十余年来的沉重代价，而那笔账，必须从1978年说起。
1978年年底，黎笋在庆功宴上豪言“印度支那联邦”指日可待。为撑起这个野心，越南军队先南下柬埔寨，又北控中老边境，转而对中国边境不断挑衅。北京高层多次磋商后，最终拍板“自卫反击”，时间定在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清楚，仅靠军事胜利不够，还得让世界舆论承认正当性，于是提前访问新马泰和美国，挖掉越南的外交立足点，顺手牵制苏联。外界所见是握手寒暄，实际是一道道紧箍咒。
战役展开时，东线由74岁的许世友挂帅。老将常说：“宁可刀口舔血，也绝不拖泥带水。”他坚持火力急袭与纵深穿插并用，先打莫弄同登，再撕开谅山口子。仅三小时，越军前沿防御土崩瓦解，高平失守更令河内人心惊惶。越方高层惊呼“必须守住谅山”，却挡不住解放军炮火迅疾。2月末，谅山省委大楼插上红旗，河内已在远程火炮威胁之下。
此刻如何取舍，考验战略定力。继续南下可以拿下首都，但那会给苏联可乘之机，也会把东南亚彻底推向恐惧。中央电令：适可而止，立即撤军。许世友领命，却没急着转身，他要给黎笋留下长久的“纪念品”。三件事随后悄然展开。
第一道手笔是“雷网”。在广南至谅山一线，他命工程兵连续数昼夜埋下大批防步兵和反坦克地雷。地图上画的一条细线，地面上却是无数高爆陷阱。此举让越南十年内都不敢轻率北犯，边境冲突虽仍时有发生，却始终难以形成大规模突袭。
第二道手笔针对工业心脏。越北的电站、机修厂、化肥厂，多靠中国援建，产能约占全国三成。许世友下令拆除可搬设备，炸毁关键节点，铁路桥梁连同转辙器全部处理。越军指挥部见状欲哭无泪：没有机床就造不出枪管，没有化肥就保不住稻田。工业“脱水”直接拖慢了越南战后重建的脚步。
第三道手笔更让对方刺痛。自1950年代起，中国先后支援了巨量粮食、药品与武器，包装箱上印着“援越抗美”标识依稀可辨。许世友要求：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地销毁。随军后勤车皮一列接一列往北开，河口、凭祥火车站堆满了缴回的装备。这不仅是物资回收，更是政治宣示——友谊不能当成筹码反咬。
三件事完成后，部队才大步北归。炮声远去，留给越南的是焦黑的轨枕、难以统计的雷场，以及生产体系大片空缺。苏联虽紧急加码援助，却无力填补全部窟窿。1985年油价暴跌，莫斯科自身难保，扶持力度骤减，越南经济顷刻失速。随后美国、东盟长期制裁，外汇几乎断流，通胀率1986年飙到500％以上。越南人为买一公斤大米排队数小时，这种日子，直到革新政策推出后才稍有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档案馆保存的外事电报显示，1980至1988年间，越方向中方正式提出排雷会谈达十五次，却从未得到实质让步。两国边境因此维持了“不战而战”的紧张态势，越南北方财政支出近三分之一被迫用于“边境国防”。这笔长期成本，外界鲜少注意，却是拖累经济的重要隐痛。
回看黎笋执政的最后岁月，他扶苏联抑中国，企图借军事冒险换取地区主导权，却没想到三次“后招”令越南陷入慢性失血。不少越南学者后来承认，北部工业空洞化、国防负担沉重、对外孤立加剧，是80年代经济崩溃的三柄尖刀，而这三柄尖刀都与1979年撤军现场的决策关联密切。
不是所有困境都能归咎外因。内部方面，越南战后长期坚持高度集中的配给体制，农民无心增产，轻工业深受抑制，与周边市场脱节。有经济学家比喻：“那十年，越南像一艘破旧渔船，先被风浪打穿几个洞，再自己在船板上凿了几下。”许世友留下的“雷区、空壳、缺口”成了外部洞，而黎笋的政策则像内凿。两相叠加，结果便是今日仍在努力爬坡的越南经济。
归纳种种，许世友撤军前的三大动作，并未直接决定越南此后的全部命运，却客观上延缓了其复苏速度；更关键的是，它放大了黎笋政策的失误，让外部打击与内部僵化叠加，锁死了原本有限的发展窗口。这份远见，正如他当年对参谋的一句叮嘱：“撤退不是结束，是让对手长久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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