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3日拂晓，延安枣园的报务员忽然捕捉到一段国民党军用电波：“鄂豫皖边区七里坪，我方庆功大会遭袭，杜定廉等人当场毙命。”坐在电台旁的译电员愣了几秒——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不是早被“彻底清剿”了吗？译电稿呈上后，毛泽东皱着眉头问了一句：“谁开的枪？”
这一声追问，把时间的指针拉回到十余年前。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大别山根据地转入三年游击。面对汽油桶般密集的“围剿”，鄂豫皖边区数千名红军被迫化整为零，隐入崇山密林。电台被炸、交通员牺牲，山区党组织和中央就此失线。多数人以为那支队伍已经湮没，可仍有人把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脚下的土地。
何耀榜便是其中最倔的一位。1908年，他出生在湖北大悟县的穷苦农家，16岁扛枪闯进黄安农民武装。到1927年入党，他已见惯刀口舔血。主力部队走后，他带着不到三百号人，一头扎进云雾缭绕的麻竹林，“游击司令”的绰号从那时响起。敌军报纸曾恶毒地称他“断尾狐”，多少次围追堵截，都让他从山缝里溜走。
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央发电调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地方部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犹疑只持续了一个晚上，何耀榜翻山过岭去见高敬亭，两人达成一致：服从命令。可血债不是一句“合作”能抹平。卫立煌派程汝怀下山谈判，实际摆好鸿门宴。何耀榜只挑了两名警卫，提前一天夜行百里，破门而入片刻不乱，喝完一盅泸州老窖，拂袖而去。第二天，程汝怀悄悄给卫立煌拍电报：“此人不好动。”
太平一阵子后，日军南犯，大别山再度兵荒马乱。直到1946年夏，中原突围，何耀榜决定留下。那年冬天，寒潮像刀子，许多战士脚板冻得开裂，火把点不着，他索性命令：“不许生火，敌人看不见火光就找不到咱。”几个月下来，队伍瘦了一圈，却没丢一挺机枪。
通信依旧失灵。为了让中央知道山区还有党旗，何耀榜琢磨了一个“惊雷计划”——打一个足够大的目标，让对手替自己广播。机会很快送上门：国民党七县联防指挥部准备在七里坪开“反共庆功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杜定廉是民团头子，平日嚣张得很。何耀榜挑了四名精干战士换上长衫，混进会场。礼炮刚响，他低声说了一句：“开火！”短促的爆豆声一阵，杜定廉翻身坠台，随后会场乱成一锅粥。五人边打边退，一小时后已隐没竹海。
当天傍晚，国民党军部迫不及待地发布“战情通报”，长波电台字字焦灼：“匪首何耀榜潜伏大别山，今日行凶。”延安才恍然，在缺烟少粮的崇山峻岭里，竟有一支队伍替全国战局牵制敌人。毛泽东随即批给中原局电令：“与何耀榜立即接头，守住大别山，不许丢。”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沿平汉路南下，冲破薄暮般的封锁线挺进大别山。出发前夕，邓小平发电问：“山里同志状况如何？”接应的向导回答：“有伤，但精神好。”八月初，两支队伍在霍山脚下握手。意外的是，何耀榜已难以独立行走。长期伤寒与冻疮让双腿溃烂，他只能让战士把自己连同马枪一起抬上担架参战。一次炮火突袭，担架被震翻，他把自己滚进一堆灰尘里装死，火力过去才爬出来——腿上的肉裂得像干涸的河床。
刘伯承和邓小平把他留在指挥部当参谋，随后送往后方医院。两次截肢保住了生命，也让“独脚司令”成为永远的勋章。1950年代初，湖北省推举人民代表，他拄着拐杖上台说：“革命不是健全人专利，没了左腿还有右腿。”
1959年，《大别山上红旗飘》出版，封底有句话很扎眼：“远离中央，孤军奋战。”那年头纸张紧俏，读者排长队，只为弄清当年那声枪响背后的故事。1964年10月20日，56岁的何耀榜病逝，湖北麻城许多老人自发披麻戴孝。董必武写下八个字：身残志坚，赤胆忠魂。
延安电台里那封旧译电，至今仍被保存。它提醒后人：当无线电沉默，当补给被切断，只要山里还有一群人把枪举向天空，大别山就不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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