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北京医院里几位外科专家正讨论着总理的右臂康复计划。大家注意到，他说话时总是把右臂自然收在胸前，这个微小动作让年轻医生格外好奇。可在场的老护士却摆摆手：那只胳膊的故事，要从二十二年前的延安说起。

1939年夏，延安气温干热。马匹仍是最可靠的交通工具，周恩来每日往返于枣园、杨家岭与中央大礼堂，骑术娴熟。那段日子，他正准备给来自中央组织部的近百名干部做一场形势报告。警卫排排长蒋泽民格外紧张，临出发前专门从排里挑了两名动作麻利的战士，以防万一。

傍晚一点半，报告在党校大礼堂开场。陈云主持，会场气氛活跃。就在掌声最密集的时候，江青匆匆赶到，挤在后排听讲。她来得突然，却无人多问。两个多小时后，会议散场，陈云、徐特立、林伯渠同周恩来交流余下事务。江青则在门口徘徊，似乎急着返程。

队伍出发时依照惯例：前锋警卫、中段周恩来、随后警卫、再后是江青，殿后蒋泽民。下坡路狭窄，还不到六十步，意外发生。江青双腿一夹，唐黄马猛然加速。大青马受惊，一个趔趄，周恩来被甩下马背。他右手撑地，肘部传来剧痛，整个人瞬间汗如雨下。

蒋泽民心里“咯噔”一下。他翻身下马，扶起周恩来，只见右肘已呈异样弧度。周恩来勉强站稳，却只能低声挤出一句：“胳膊疼……”三名警卫合力把他托回杨家岭。延安简陋的土路上，马蹄声沉闷，蒋泽民越想越悔：首长的胳膊，关系整个南方局的工作呐。

回到窑洞，傅连暲和几位医生迅速固定石膏。消息传到枣园，毛泽东立刻赶来，先问病情，再看现场。“怎么摔的？”毛主席低声问。警卫们面面相觑，只得如实汇报。听到江青冲马的细节，毛主席脸色骤变：“谁让她去的？”他转身进屋探望，总理则忍痛安慰在场同志，叫大家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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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秋初，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取下石膏时发现，骨头错位已影响神经。中央研究再三，决定速送莫斯科。出发前，邓颖超主动请缨随行；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陈舜瑶被指定做书记员。周恩来坚持带走部分文件，理由很直白：脑子没伤，工作不能停。

抵莫斯科后，苏联专家给出两案：彻底手术，拆骨重接，疗程一年；或保守理疗，功能恢复四成，三月即可离院。周恩来考虑前方形势紧迫，果断选后者。他向医生解释：“国内离不开我，能写能批文件就行。”第一次小手术仅去除突出骨刺，随后便是每日拉伸、电疗。剧痛袭来，他咬牙沉默，旁人看着都心惊。

十一月，胳膊能屈约四十五度，他出院换上西装，开始奔走于季米特洛夫等人之间，汇报八路军与新四军近况，争取物资支持，还把刘少奇等同志的子女安置在苏联学校，特意叮嘱“只求学，不上前线”。

1940年春，周恩来经乌鲁木齐返延安，随身带回一台苏联电影放映机和几部影片。战友们注意到，他写字时偶尔会停一下，再缓缓抬臂。那点轻微的迟滞从此伴随终生，却从未妨碍他处理一山又一山公文。

多年以后，身边工作人员还记得，他走路手臂微曲已成习惯。原因鲜少提起，连邓颖超也是在解放后才听警卫静静道出当年那场马惊的经过。至于他自己，始终只是淡淡一句：“胳膊而已，事情做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