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夜读名人往事
1937年的武汉，寒风裹挟着抗战的焦灼气息。刚从日本回国的杜宣，满心只有一个念头——奔赴延安，那里是他心中的革命灯塔。可他万万没想到，一场意外的重逢，一句简单的劝说，竟彻底改写了他此后数十年的人生轨迹。
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吸引了大批心怀救国理想的中国青年。更关键的是，当时去日本留学门槛极低，不用护照不用文凭，买张船票就能出发，费用还便宜。1933年9月，不满二十岁的江西九江青年桂苍凌，就带着一腔热血加入了这股留学潮。
这个桂苍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杜宣。“杜宣”最初只是个笔名，他开玩笑说，“杜”是杜撰，“宣”是言说，合起来就是“一切都是虚构的”。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笔名背后的年轻人，却用一生书写了最真实、最滚烫的革命人生。出发去日本前，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坐船横渡东海时，浪花拍打着船舷，他站在船头，满脑子都是救亡图存的壮志，眼神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
一到东京，杜宣就找到了组织——左联东京分盟。这个成立于1930年的组织，聚集了林焕平、胡风、聂绀弩等一批热血文人，和上海左联遥相呼应，办了《东流》《杂文》等好几本刊物。尤其是《杂文》，经常刊登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大家的文章，在海外华人圈火得一塌糊涂，也因此被东京警视厅盯上，频频警告。后来在郭沫若的建议下，《杂文》改名叫《质文》，年轻的杜宣直接当上了主编。那些年，他和盟友们以笔为枪，在海外开辟了另一块抗日文化阵地，为祖国的命运大声呐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民族危亡就在眼前。杜宣再也坐不住了，立刻放弃学业回国抗战。可刚回国的他，对国内形势一头雾水，只能跟着前辈的指引走。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提前回国，写信告诉杜宣，自己要和周扬夫妇去延安，盼着能和他在延安会合。延安，成了杜宣唯一的目标。
就在这时，时任博古秘书的陈家康从武汉写信来，约他见面。11月底，杜宣辗转上海，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赶到武汉，想通过陈家康敲定去延安的事。陈家康见他风尘仆仆，笑着说：“去延安没问题，你先住几天歇歇，感受下武汉的抗战氛围，再出发不迟。”
在武汉小住的日子里，杜宣偶遇了留日时的同窗吴晓邦——后来的中国现代舞开山鼻祖。当时吴晓邦正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在武汉做抗战宣传，他拉着杜宣的手，热情邀请他加入新成立的拓荒剧团，而剧团的目的地，正是延安。这下杜宣更心动了，跟着老同学一起去延安，还能继续做自己擅长的文艺工作，简直是完美。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天，杜宣突然收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住阳翰笙家，速来一见。陈同生。”看到“陈同生”三个字，杜宣喜出望外。他6月回国时，就听说陈同生被关在南京监狱，本来想去探望，又听说他出狱去了延安，没想到竟在武汉遇上了。
见到陈同生，杜宣才发现他比以前瘦了不少，但精神头依旧十足，说话还是那么犀利。两人聊起别后经历，杜宣兴奋地说起自己要去延安的计划。可话音刚落，陈同生就摆了摆手：“延安别去了，跟我去新四军吧。”
陈同生告诉杜宣，党中央已经把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新四军，叶挺、项英当正副军长，秘书长李一氓正在武汉招兵买马，准备组建战地服务团，急需有文化、懂文艺的人才。“我已经决定加入新四军了，你这么会搞宣传，去战地服务团再合适不过。”陈同生说话时，眼里的光和满腔的激情，深深感染了杜宣。杜宣当即拍板：“只要能抗战，去哪里都行！穿军装、上战场，我没问题！”
第二天，陈同生就带着杜宣去见了李一氓。李一氓早就听说过杜宣在东京左联的事迹，一见他就很欢迎，还嘱咐他多动员些文艺界的朋友一起来。杜宣第一个就想到了吴晓邦，一番劝说后，吴晓邦也放弃了去拓荒剧团的计划，决定跟着杜宣一起加入新四军。
1938年初，杜宣、吴晓邦一行人坐船到九江，再转火车赶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军部设在市内三眼井，是原来保皇党张勋的花园公馆。当时军政治部还没成立，由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工作。周子昆跟他们说，战地服务团的活儿不少，既要演戏、唱歌、写标语、办油印报，还要组织群众，必要时还得去战场救护。
刚到军部，杜宣就感受到了紧张又热烈的氛围。他和战友们一起领到了灰色粗布军装，穿上后互相打量着，越看越兴奋，感觉自己瞬间就成了真正的军人。之后又领了证章：司令部的是深红色圆形，刻着“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服务团的是白色圆形，中间写着“战地服务团”；所有人的臂章都一样，是一个战士持枪冲锋的图案，旁边还有“抗敌”两个字。摸着这枚臂章，杜宣心里满是骄傲。
1938年春节临近，军部决定让战地服务团搞一场公演，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杜宣他们立刻忙了起来，最后定了三个独幕剧和吴晓邦的两支舞蹈。吴晓邦的舞蹈已经很成熟，可独幕剧却费了不少劲，其中《一家人》还是杜宣第一次当导演。没办法，环境逼人，每个人都得把潜能发挥到极致。
公演在南昌市警察大礼堂举行。当晚，杜宣按照周子昆的要求，代表服务团上台讲话。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大声告诉观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的宣传队，我们要和友军、和所有同胞一起，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一次正式向社会亮相，演出大获成功，尤其是吴晓邦的舞蹈，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们纷纷称赞：“新四军里真是藏龙卧虎！”
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赶来加入，服务团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军部任命朱克靖当团长，杜宣负责文艺宣传，每天带着大家在南昌街头刷标语、贴漫画、演活报剧、教唱革命歌曲，把抗战的激情注入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可就在1938年四五月间，新四军军部要开拔去皖南，杜宣却因为工作调动没能跟上。关于他这次调动的原因和去向，史料里没有详细记载，直到1940年，他才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地点是桂林。
此时的桂林，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敌后文化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李克农、郭沫若、夏衍等大批文化界人士陆续撤到桂林，李四光、茅盾、巴金、田汉也都聚集在这里。据统计，当时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有几十个，知名文化人士就有两百多人，比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这里蓬勃开展，尤其是戏剧活动，成了桂林的一大特色。
1940年11月，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创刊，杜宣应邀担任编辑，还成了主要作者。从此，他又活跃在桂林的进步戏剧界，写剧本、评戏剧、参加创作座谈，几乎桂林剧坛的每一场重要活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为了让传统桂剧能为抗战服务，杜宣经常帮广西艺术馆的负责人欧阳予倩审看桂剧传统剧目，几乎每晚都要在小剧场里安安静静地看几出折子戏。这和他之前在新四军搞广场宣传的轰轰烈烈完全不一样，杜宣一时还真不习惯。有一天他跟田汉吐槽这件事，田汉听完大笑，还写了首诗调侃他：“读书学剑不成欢，且向榕城作看官。金凤玲珑飞燕好，周郎从此做人难。”诗里的“金凤”“飞燕”，是当时桂剧的两位青年演员尹羲和方昭媛的艺名。
好景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桂林的文化氛围急转直下，反共浪潮袭来，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被迫撤离。可杜宣却选择坚守，还和许秉铎、严恭等人组建了“新中国剧社”。这是中共领导的西南地区第一个职业剧社，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就像一颗火种，在黑暗中坚持燃烧。
剧社刚成立时举步维艰，杜宣和同伴们咬牙坚持。1941年8月，已经搬到衡山的田汉被杜宣的执着打动，竟然带着全家重返桂林，全力支持剧社。10月，剧社首演杜宣执导的《大地回春》，之后又推出了他创作的《英雄的插曲》。到了12月底，田汉创作的五幕话剧《秋声赋》连续演出七天，场场爆满，引起了巨大轰动。田汉特别高兴，又写了首诗送给杜宣：“门牙打落血犹鲜，错节盘根见杜宣。终于风雨鸡鸣日，唱出《秋声赋》一篇。”
1943年初，剧社带着《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剧目去衡阳、湘潭、长沙巡演，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也把杜宣推到了危险的边缘。4月的一天，杜宣正在桂林市郊的观音岩寓所写作，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急匆匆地敲开门，语气急切地说：“快走吧！特务马上就来抓你了！”
杜宣看着这个陌生人，有点将信将疑：“我就是个写剧本的，他们抓我干什么？”年轻人说：“你是进步文人，我看过你的作品。我亲戚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当文书，正在抄逮捕你的密令和地址，我看到后赶紧跑过来告诉你。没时间了，信不信由你！”说完就匆匆走了。
杜宣心里一紧，立刻起身找地方躲避。路上，他碰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胡希明——胡希明以白虹书店为掩护做统战工作，也是看到逮捕令后赶来通知他的。周恩来在重庆得知消息后，马上致电让杜宣撤离到重庆。最后，在著名学者陈翰笙的帮助下，杜宣装扮成塔斯社副社长的翻译，跟着对方一起顺利抵达重庆，周恩来后来还专门宴请了这位副社长表示感谢。
杜宣在重庆待的时间不长，1944年春，他接到组织安排，要去昆明继续搞抗战宣传。这段路程颠沛流离，可幸运的是，有一位佳人始终陪伴在他身边，让艰苦的旅途多了几分温暖。她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影剧明星，叶露茜。
叶露茜早在1934年就加入了上海左翼剧联的业余演剧活动，1936年，18岁的她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大雷雨》，大幅照片摆在剧院前厅，惊艳了无数观众。抗战爆发后，她加入抗敌演剧三队，沿着长江一路演出到重庆，成了大后方的知名剧人。
在此之前，叶露茜的丈夫是著名影人赵丹。1939年，赵丹在新疆被当地军阀逮捕入狱，叶露茜不顾危险，立刻赶去新疆营救，在那里苦苦支撑了四年。可当时信息闭塞，突然传来赵丹遇难的消息，叶露茜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地回到了重庆。就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她遇见了杜宣。
杜宣是赵丹的朋友，得知叶露茜的遭遇后，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两个心怀理想又都历经坎坷的人，在相处中渐渐产生了情愫。叶露茜冷却的心，慢慢被杜宣的温柔和担当温暖了。当时杜宣住在重庆两路口的老同学家，叶露茜住在艺术剧社剧场后台的小阁楼里，她经常去看望杜宣，离开时杜宣就送她回去。两人踏着夜色，沿着嘉陵江的堤岸慢慢走，心里话越说越多，感情也越来越深。
经中共南方局批准，叶露茜可以跟着杜宣一起去昆明。到了昆明后，他们在风光秀丽的翠湖边租了一座四合院，安下了临时的家。1944年4月1日，杜宣和叶露茜约了几个好朋友，在金碧路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顿饭，席间就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可新婚不久，杜宣就接到调令，要去华东沿海工作。叶露茜虽然不舍，但深明大义，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两人在对重逢的期盼中，默默告别。杜宣离开后，田汉和新中国剧社的一批成员跟着黔桂大撤退来到昆明，杜宣的家就成了大家的活动场所，叶露茜主动承担起招待大家的责任，每天忙前忙后，日子过得充实又安稳。
谁也没想到，一场意外的重逢，打破了这份平静。有一天，赵丹竟然奇迹般地平安回来了！在狱中，叶露茜一直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妻子改嫁的消息。赵丹痛不欲生，立刻赶到昆明，希望能挽回这段感情。
两人见面时，气氛格外尴尬。赵丹恳求叶露茜回到自己身边，可叶露茜知道，自己不能再毁掉一个已经组建的家庭。赵丹见她态度坚决，只能无奈放弃，长叹一声：“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这段伤痛，成了赵丹心中永远的遗憾，直到后来遇到黄宗英，他孤独的心才重新有了归宿。
而杜宣和叶露茜，却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儿女双全，都成了有用之才。杜宣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桂叶草堂”，“桂”是他原名桂苍凌的姓，“叶”是叶露茜的姓，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藏着他对妻子最深的深情。1992年，叶露茜离世，杜宣悲痛万分，在《忆露茜》中写道：“每逢忌日心如绞，独对遗容泪雨飞。一去不回何太忍，重门未掩待君归。”字里行间，全是化不开的思念。
很多人都知道杜宣是文化战士，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秘密战线上的勇士。1944年底，周恩来考虑到杜宣新婚不久就和妻子分离，把他调回昆明，安排在驻华美军总部工作，参与抗击法西斯同盟的相关事务。这对杜宣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战场。
当时，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想为中国开辟一条新的援华物资海上运输线，除了已经有的滇缅公路，还要在东南沿海找合适的登陆点。于是，他派了两名美军情报人员秘密考察，而陪同他们的中方人员，就是杜宣。
杜宣带着两名美军情报人员，从昆明出发，途经福建，深入日军严密封锁的浙江腹地，一路险象环生，最后终于安全抵达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部，还绘制出了东南沿海登陆据点选择图。虽然这条运输线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开通，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却成了杜宣鲜为人知的秘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杜宣坐着美军飞机，先后降落到香港和广州，参与了和日军谈判受降的全过程，成了中国作家中唯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人。之后，他奉命去香港创办大千印刷出版社，还邀请了著名作家戴望舒来工作，两人同住香港半山蓝塘道，经常一起去荷里活道的旧书店淘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8年，杜宣调到太行山区的党中央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奉李克农的指示，加入南下工作团，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他一起工作的王征明后来回忆，第一次见到杜宣时，觉得他“相貌英俊，谈吐文雅，像个学者，可思维敏锐、沉稳干练，对敌斗争经验特别丰富”，完全没想到这个文化名人，竟然还有这么强的实战能力。
这个东方经济研究所设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座高级花园里，所长邓葆光是军统少将，深受蒋介石和戴笠的重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藏着七万多册珍贵图书，都是日本投降后，邓葆光任逆产组组长时，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和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的藏书库中没收来的国宝级典籍。
可解放军入城后，研究所已经人去楼空，这七万多册图书也不翼而飞。杜宣和王征明立刻展开调查，找到了一位和邓葆光交好的吴姓交际花。从她口中得知，戴笠死后，邓葆光在军统里备受排挤，早就想脱离。1949年春节蒋介石下野后，毛人凤让他把图书抢运到台湾，邓葆光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把最珍贵的七万多册古籍善本，装了一百多个大箱子，悄悄运到了香港，存放在西环招商局的永安仓库。
在吴姓交际花的联系下，邓葆光很快被策反，被潘汉年派去香港做秘密工作。可没想到，他在香港遭到国民党特务袭击，差点丧命。回上海治疗时，邓葆光把藏书的消息告诉了上海市公安部门。1950年，杜宣主动请缨，孤身一人去了香港。当时的香港特务横行，危险重重，可杜宣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成功追回了这批图书，把它们安全运到北京，交给了北京图书馆。
为此，王征明专门写了一首四言诗称赞他：“解放上海，秘战先锋。单骑赴港，大智大勇。七万藏书，完璧运京。总理嘉许，孤胆奇功。”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里，还留着杜宣题写的一个“剑”字，笔力苍劲，寓意深刻。
杜宣晚年曾写过一句诗：“半生踪迹浮沧海，一片愚诚唱赤旌。纵有繁霜摧两鬓，更磨利剑击苍鹰。”这短短二十八个字，道尽了他跌宕起伏、绚丽多姿的一生。他是执笔为剑的文化战士，是深入虎穴的秘密勇士，也是深情专一的丈夫。他的故事，值得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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