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里气氛庄重，授衔典礼刚一结束，傅秋涛端着茶站到窗边。阳光照在肩章上金灿灿的，他却在心里盘桓着一幅老画面——1941年2月初那次惊险的渡湖。
时间倒回到1941年1月4日凌晨，皖南泾县云岭山口凉风透骨。新四军左路纵队两千多人刚出发，傅秋涛便摸出了副官递来的小地图，嘴里嘀咕：“这路，怕是不好走。”话音刚落，暴雨倾盆，前方浮桥被山洪冲断，纵队被迫在冰水里淌河。就在所有人以为只是一次普通困难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包围圈已经悄悄收紧。
1月6日夜，纵队钻出裘岭，侦察员带回冰冷消息：敌52师堵死了正面。傅秋涛当机立断调头，却与军部联系中断。偏偏这时副司令员赵凌波大谈“往回合兵”，暗地里却把电台位置泄了出去。谁也想不到，三天后赵凌波被52师俘虏后转身叛变。
没有电台，没有上级命令，山林一片黑，枪声此起彼伏。1月8日清晨，梓坑山谷里开了场短会。江渭清一句“向东打，一个缺口一线生机”，众人齐声赞同。会议不到十分钟，方案已定——走三节水绝壁，杀出到苏南。理由很简单：一来地形险，二来老区熟。
说干就干。江渭清带一连当尖刀，硬啃第一道封锁。敌人反应慢半拍，口子竟真撕开。可仅过二十分钟，后方呐喊声震天，缺口被堵死，傅秋涛带主体再冲，折损近百人，才撞开第二道豁口。汇合时，队伍已只剩三百人。
离开三节水后，山里静得吓人。左路纵队拆成数股，小队伍白天猫着，夜里赶路。老虎坪一带国民党重兵搜索，伤员藏在村民柴房。傅秋涛把一岁女儿和妻子陈斐然都托付给乡亲：“只要孩子能活，算我欠你们命。”话说出口，他转身就走，背影一晃没入密林。
数日后，小分队钻出宣城边界，迎面又撞上一道哨卡。没想到带枪的是青洪帮门徒。双方手指刚碰到扳机，对方突然小声惊呼：“傅团长！”原来帮主陈玉庚与傅秋涛早结识，靠统一战线留过情面。几句耳语后，对方放行，还顺手塞了两把短枪：“路上防身。”这场意外援手，使队伍再次躲过搜捕。
可麻烦没完。2月初一个傍晚，南漪湖畔烟雾缭绕，远处传来保安队的吆喝。湖边只有两艘破木船，再无退路。傅秋涛摘下军帽，抹一把脸上尘土，走到船主跟前：“老哥，借船过湖。”船主冷得很，只丢下半句话：“不载。”副官急得抬枪。傅秋涛一把按住：“先别吓人！”可敌人脚步愈来愈近，情急之下，只得亮出新四军证件。
船主愣住，盯着那枚盖章良久，忽然哈哈大笑：“早说嘛！我当你们是52师的恶兵，正想划到湖心把船凿穿，省得他们回来祸害人！”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把众人都逗得苦中作乐。
夜色掩护，船只悄然滑入湖心。船主先把一条空船搁在深水处，自己驾另一条去对岸打探。确认安全后，他挥臂招呼，才让新四军悄悄靠岸。上得岸，傅秋涛塞给船主两包盐和一块药皂，算是答谢。船主摆手：“不用，打鬼子要紧，赶紧走！”
穿过高淳、溧阳一带的封锁线，又是一连串猫腰匍匐、借道、乔装的日夜。2月10日凌晨，傅秋涛等人推开十六旅指挥部的木门，罗忠毅正在油灯下批电报，一抬头愣住：“你们能活着到，真不容易！”
随后几周，傅秋涛在苏北六师养伤、审查、学习，心里却装着尚在皖南的失散弟兄。1942年3月，他奉命赴安徽无为，临行前只一句：“把人凑齐，哪怕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也要再拼一次。”到无为时，汇拢来的突围官兵仅七百多人，却撑起了新四军第七师的骨架。
后来有人写文章，说傅秋涛率千余人整建制突出重围。其实最准确的数字，他自己始终没提过。能带十几个人走到终点，就算奇迹；能靠百姓、靠朋友、靠纪律把七百人聚回一块，更是难上加难。
那场渡湖的小插曲，在他心里刻下深痕。多年后，傅秋涛偶遇当年船主的儿子，送去一挂老山参。老人摆手：“你们要真被喂了鱼，咱们哪还有今天？”一句话说得将军长久沉默。他知道，决定战争走向的，除了枪声，还有民心；决定生死存亡的，往往是一叶小舟，一次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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