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仕途，西班牙女儿：传奇特工“特里亚农”的人生轨迹——冷战时期最顶尖间谍的浮沉录
西班牙ABC新闻网报道，塞瓦斯托波尔人亚历山大·奥戈罗季尼克，因命运的捉弄成为效力于克格勃与中情局的双面特工，代号“特里亚农”。
他的一生交织着宿命般的羁绊与阴谋、耻辱与背叛、崛起与陨落——这段传奇被苏美两国影视界永久铭刻。
亚历山大·奥戈罗季尼克伫立街头，凝视着自己冻得发僵的双手，他未曾料到，日益频繁的胸痛、彻夜难眠的煎熬与日渐严重的脱发，竟是自己间谍生涯功成名就的核心佐证。
每至深夜，他便徘徊在莫斯科寒意刺骨的街头，身后只留下急促呼吸凝成的缕缕白气。
他四处搜寻隐秘的藏匿点，用来安放那些机密情报——这些情报随后会被亲手转交亨利·基辛格，最终呈递至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案头。
这是莫斯科难以洗刷的奇耻大辱，也是他亲生女儿此生难以磨灭的心灵创痛。
这段尘封往事，将由两个声音徐徐道来。
一个声音，属于那位叛逃中情局、代号“特里亚农”的前克格勃军官。
另一个声音，来自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她始终以为，母亲梳妆台上那张陌生男人的照片，拍的是一位因意外离世的德国数学家。
一本亲笔日记、数封未曾寄出的信件，再加上亚历山德拉的亲口讲述，悄然推开了通往这位天才学者传奇一生的大门。
命运的偶然，让他摇身变为顶尖双面特工，跻身那个时代最富传奇色彩的间谍之列。
这段故事里，有缱绻悱恻的爱情，有与中情局女特工的宿命纠葛，有波谲云诡的阴谋算计，甚至还隐约提及另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数十年后，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奥斯卡获奖影片《间谍之桥》时，便曾忆起此人。
又怎能不联想到普京总统对那些背弃忠诚者的那句名言：“背叛俄罗斯的人，下场注定凄惨。”
相互监视的哨兵
亚历山大·奥戈罗季尼克于1939年出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日后令苏联谍报界声誉蒙羞的人，降生的这片土地，如今已重新回归俄罗斯版图。
他的祖父曾是家境殷实的铁匠，1917年，全家险些沦为农民自发清算的牺牲品。
将他们从劫难中拯救出来的，竟是自家房屋未设围栏这一细节——按照革命前的旧俗，设围栏是资本家的显著标志。
“我们家能被算作无产阶级，纯属勉强，不过是差之毫厘。”
“实际上祖父本是雇佣工人，却攒下足够积蓄，买下了房子的所有权。”奥戈罗季尼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那时起，他们便以无产阶级家庭的身份，踏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道路。
新生的苏维埃联盟，确实帮他们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奥戈罗季尼克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同时也是顶尖的运动员。
他成功塑造出前途光明的青年外交官形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高材生，专攻拉美问题的专家。
这样的人设，正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完美人选。
吸引这个年轻人的，不仅是投身谍报工作的光明前景，更有周游列国的机会，一个得以见识苏联境外世界的契机。
可他近距离窥见的这个世界，却与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
“最令我震撼的，是那些关于伪造供词及随后判处死刑的文件——这些事件日后被称为斯大林大清洗。”
他在日记中写道，“彼时，世界史学家还将斯大林奉为治理国家的天才。可事实上，他却是个性格孤僻的人，其执政的无能，在战争期间险些酿成一场灭顶之灾。”
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古巴、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遭遇的幻灭感，在这些国家，野心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纷纷相互告密。
这些国家都成了多疑的克里姆林宫的铁杆盟友，而克里姆林宫向来疑心重重，四处搜寻间谍的踪迹。
这些国家就此沦为彼此监视的前哨。
在这样的世界里，忠诚的分量远胜于能力。
奥戈罗季尼克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为了保住苏联外交官的显赫身份，他甚至不得不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缔结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
然而，1971年9月，在哥伦比亚，一场真挚的爱情正等待着他。
未刊稿页
仅仅一次邂逅，便彻底颠覆了奥戈罗季尼克的人生轨迹。
皮拉尔·苏亚雷斯（右）
在一场私密的私人派对上，他结识了来自马德里的女模特皮拉尔·苏亚雷斯，彼时对方的身份是公共关系专员。
两人情愫暗生、彼此吸引，姑娘倾心于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外交官，此后他们便开始了秘密约会。
这对恋人丝毫没有察觉，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中情局哥伦比亚情报站严密监控。
美国人将亚历山大视作获取情报的绝佳人选：这位苏联学者身上的叛逆特质与过人的才智，恰好为他们所用。
接下来，只需为双方的第一次“接头”做好铺垫。
女间谍玛尔塔·彼得森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父亲早在波哥大任职期间，就已被策反。
当时苏联大使馆内早已被监听设备全面渗透，美国人也因此迅速掌握了父亲与母亲的恋情。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为父亲拟定了“特里亚农”这个代号，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在近期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中情局将策反的秘密地点，选在了希尔顿五星级酒店内的土耳其浴室。
那是一场令人难忘的会面，两个汗流浃背的男人身上，都只裹着毛浴巾。
亚历山大·奥戈罗季尼克 1973年 哥伦比亚
三小时后，走出酒店的奥戈罗季尼克，已然化身间谍“特里亚农”。
他为了与皮拉尔·苏亚雷斯在某个西方国家组建家庭的虚幻憧憬，背叛了苏联的政治机器。
这堪称克里姆林宫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惨败。
短短数月后，美国人便得以接触到莫斯科的所有绝密文件。
接下来，便是对这名被策反的间谍展开周密的技术培训。
中情局为他提供了伪装成电池的微型相机、密码接收装置，以及所有秘密藏匿点的具体位置——包括老建筑里废弃的邮筒和人行道上毫不起眼的裂缝。
一场足以让所有悬疑侦探迷为之着迷的谍战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他身着一身标准的公务员制服，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奔走于全城的秘密藏匿点之间传递情报。
唯一让他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出于纯粹虚荣心佩戴的彩色隐形眼镜。
某日，奥戈罗季尼克将窃得的文件带到一处秘密据点，那里摆着一台笨重的复印机。
这些文件正是苏联外交部关于发展对华外交关系的绝密方案。
此次泄密事件堪称史无前例。
这名被策反的特工在短短数月内，便成了美国对外情报局最为宝贵的情报来源。
时隔不久，也就是1974年，他接到了即刻返回莫斯科的指令。
得益于当时苏联官僚体系的特殊机制，这次紧急召回让他得以获得更大权限——尽管只是暂时的——接触到最高机密文件。
奥戈罗季尼克动身离开波哥大之际，皮拉尔·苏亚雷斯已然身怀六甲。
美国方面的领导层对此情况了如指掌。
中情局以敲诈勒索和赤裸裸的报复威胁为手段，严禁她将此事告知特里亚农。
牛奶包裹与逃亡计划
有那么一段时间，特里亚农每为中情局完成一项任务所获的报酬，都会转入苏亚雷斯的银行账户。
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女人便积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她开始认真畅想，要和自己的这个名义丈夫过上怎样的安稳生活。
然而，与情报部门的联络变得愈发困难。
为了避开不必要的注意，加密情报不得不藏在废弃车辆里，甚至卷进用过的避孕套中。
连续数月，苏亚雷斯从美方联络人那里听到的，都是关于特里亚农-奥戈罗季尼克下落的同一句话：“他杳无音信”。
中情局的办公室里，相关人员开始陷入深切的担忧，所有联络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这般僵局一直持续，直到某个秘密藏匿点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牛奶包装袋，里面装着两张空白的纸片，上面只有一个小小的图案。
美方人员成功让隐形墨水“显形”，而这，正是来自特里亚农的消息。
他终于传来了生还的信号。
1975年，亚历山大·奥戈罗季尼克正式与他的苏联籍妻子离婚，尽管被确诊患上了肺炎，他还是重新投入了谍报工作。
他的新任联络人，是一位名叫玛尔塔·彼得森的美国使馆年轻职员。
和当时所有的中情局特工一样，玛尔塔在自己工装的暗袋里藏着一台小型无线电接收机。
苏联情报人员也随身携带着类似的装置，用途却是远程传输谈话内容。
“美国的设备能悄无声息地干扰掉这个信号”，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在她的书中写道。
又过了一年，局势愈发明朗：克格勃已经盯上了特里亚农，却始终查不出究竟是谁在向美方传递情报。
奥戈罗季尼克陷入了绝望，他在给彼得森的一份加密情报中，要求她尽快转交一件“特殊”物品。
这件物品是一支间谍钢笔，一端内置微型相机，另一端则装着氰化钾胶囊。
玛尔塔在回执中写道：“这件‘礼物’须谨慎使用”。
他们还制定了一套紧急情况下的撤离方案。
“我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华盛顿间谍博物馆的情景。
馆内展品中有一辆带隐秘隔间的豪华轿车。
我实在想不通，他们当初为什么没能用类似的交通工具把我父亲送出国境”，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继续回忆道。
下一次在秘密据点的会面定于1977年7月15日。
他们向玛尔塔·彼得森面授了行动的注意事项。
她乘坐公务车抵达地铁站，在周边街道闲逛了约一小时，假意浏览商店橱窗，随后才步入地下，登上地铁列车。
她在车厢之间来回换乘，同时紧盯乘客的鞋子——这在当时是克格勃特工的一大破绽：他们跟踪外国特工时会更换衣物，却从未想过要换鞋。
确认已经甩掉“尾巴”后，彼得森抵达指定车站，按照总部的指令继续前行。
在莫斯科一座铁路桥旁，有一份情报等着她取走。
夜幕降临后，她来到了指定地点。
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副领事玛尔塔·彼得森，左侧一名克格勃特工正摘取副领事胸肩带上的无线接收机
（这张照片在美国华盛顿国际间谍博物馆、克格勃博物馆和有关冷战期间的图书刊物里均有展现)
二十余名身强力壮的男子突然将她团团围住。
其中一人勒令她解开大衣、掀起衬衫——她的胸罩肩带上，正藏着一台无线电接收机。
另一名男子手中，正拿着本该交给她的那份情报。
彼得森瞬间明白：这次接头彻底败露，而特里亚农，多半已经丧命。
尘埃落定
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奥戈罗季尼克在自己位于红普列斯尼亚滨河路的公寓里消磨着夜晚。
斯大林式高楼的窗户灯火通明，而其中一扇窗后，正上演着一场不折不扣的谍战风云。
据彼得森的回忆录记载，闯入特里亚农家中的克格勃特工勒令他褪尽衣衫，仅留贴身内衣，以此确认其身上未携带“窃听器”。
他心里一清二楚，自己在劫难逃，即便配合调查，也难逃极刑的制裁。
奥戈罗季尼克索要了一张纸，假意要写下一份发自肺腑的供词，实则不动声色地咬破了藏有氰化物的胶囊。
这名间谍当场毙命。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里亚农也未曾知晓，苏亚雷斯早在几年前便为他诞下了一个女孩。
后来，中央情报局公布了向苏联特工部门出卖这名双重间谍信息的人——此人正是供职于使馆的翻译卡雷尔·克歇尔，他同时还为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效力。
他被引渡至美国，在一所高度戒备的监狱里度过了两年时光。
1986年，克歇尔在柏林被用来交换数名来自苏联的政治异见人士。
“2017年，我得知卡雷尔尚在人世，生活过得十分顺遂，甚至还接受了采访，相关内容刊登在了西班牙媒体上。
想必这与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间谍之桥》有关，影片中的部分情节与我们的这段往事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如是写道。
信守诺言
故事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在俄方看来，特里亚农的叛变事件催生了小说《塔斯社授权声明……》的创作，苏联还据此改编拍摄了同名电视剧。
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和她写的第一本书
2024年，恰逢该剧播出40周年，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应邀参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特别周年纪念直播节目。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她在节目中公开表态反对反俄制裁，同时还当着普京的面，为已故的父亲进行辩护。
她表示，奥戈罗季尼克并非叛国之徒，他只是在与那些滥用职权的人抗争。
如今，亚历山德拉·苏亚雷斯只有一个心愿——寻得些许关于父亲在世亲属的蛛丝马迹，从而实现亲人团聚。
为此，即便需要信赖现任俄罗斯领导人，她也在所不惜。
图文：俄罗斯网站
作者：西班牙ABC新闻网：亚历克西娅·科隆巴·赫雷斯
译者：黄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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