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西晋灭吴，轰轰烈烈的三国时代落下帷幕。然而，仅仅过了36年，西晋灭亡，天下重陷分裂与动荡。其实，西晋立国之初，倾覆之象已显。
尊儒重孝的背后充斥着杀戮，名士风流的背后掩盖着饿殍累累，九州一统的背后隐藏着新的危机。最终，八王之乱爆发，局势失控，西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混乱中奔向灭亡……
《失控的王朝：西晋兴亡50年》
在《失控的王朝：西晋兴亡50年》一书中，作者握中悬璧从司马代魏、伐蜀平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重要历史事件展开，清晰地梳理了西晋建立、发展、崩亡的历史脉络，于史料细微处挖掘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兴衰真相，从思想、政治、战争等多个维度剖析了西晋灭亡的深层原因。
从以儒治国到以名法治国
上承三国，下启十六国，作为一个过渡期的朝代，西晋虽然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它的统治基础之薄弱让人无法忽视，以至于西晋的稳定期只有短短十余年，随后迅速灭亡。其实，西晋有如此命运有它的必然性，这种趋势从东汉王朝崩溃时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恶果逐渐积累，最终在西晋后期全面爆发。
自汉武帝以来，儒学广泛传播于各个社会阶层中，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普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道德体系固然为思想套上了枷锁，但也对不法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因此，汉代儒学的兴盛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但到了三国时期，当天下重陷乱世后，各种新的思潮便萌发了。就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样，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需要改变传统价值观，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倡导以名法治国的曹操。
曹操并非家学深厚的世家大族出身，可他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精研经学。然而，东汉末年残酷的社会现实震撼了他，自董卓、李傕掌权以来，至高无上的皇帝被粗鄙的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间，“君为臣纲”的道德观念在这种冲击下土崩瓦解，曹操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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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朝选才以德为先的理念不同，从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八年中，曹操先后三次颁布与之针锋相对的求贤令，最后甚至明确说要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此举明显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为了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并完成统一，曹操需要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若是再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行政效率会更低下。对此，曹操的解释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非常清楚，在乱世中实用才是最重要的，而这种做法对儒家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仅是曹操，东吴的孙权和蜀汉的诸葛亮都有着类似的观念，这是乱世中的生存之道。
荀彧等人曾建议曹操重新重视儒学教育，但曹操知道，完成统一大业才是重中之重，一切都要放在统一之后。就这样，渐渐地，儒学衰落了。
曹魏时期，儒学衰落
到了曹丕时代，政治风气曾有转向。据曹魏太尉高柔所说，黄初年间，“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这说明曹操时期那种崇法术、重才能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相应的，儒学似乎有复苏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曹丕的上位得到了众多士族的支持，他在执政理念上难免要向士族们靠拢。不过，曹丕是曹操政权的延续，他骨子里和曹操还是一样的。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一语道破了曹丕的本质，儒学的复苏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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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明帝曹叡继位，朝堂上再次恢复了曹操时期的政治风气。曹叡可以说是一个翻版的曹操，《魏书》说他“特留意於法理”，还对刑狱之事非常重视，他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经常去旁听大案审理。在他执政之下，朝堂上重法术的气氛要比曹丕时期更甚，到这时，当初曹丕所下的有关“尊贵儒术”的诏令基本成了一纸空文。
曹魏时期，儒学不断衰落，为后续的动乱埋下了祸根。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说得好：“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这是王道的衰微，也是霸道的崛起，曹操为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不惜欺凌天子，他的掌权之路充满了杀戮。虽然曹操在历史上确有功绩，但这一做法给后来者开了一个坏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等人都有样学样，而且他们的行为更加恶劣。
司马氏夺权后，儒学复苏
从高平陵之变到司马代魏的十六年里，司马氏虽然夺取了最高权力，但这一路上撒满了鲜血。据《晋书》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司马氏杀戮之重，这和当年曹操篡夺汉室江山没有本质区别，终究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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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形象，晋武帝司马炎想洗刷掉家族手上沾满的血污。司马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为王凌、王经和许允这三位因反对司马氏而遭遇不幸的名士恢复名誉，并且善待他们的子孙后代。司马炎的第二项举措就是提高儒学的地位。此时，天下已重归一统，儒学再次成为最受欢迎的思想。
据《晋书·儒林传》记载：“荀��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可见，此时的人才选拔标准已经和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截然不同了。司马炎下令各州郡的中正官举荐贤才，举荐的标准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这同样是儒学复苏的体现。
司马炎的外祖父是大儒王肃，他自己就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是儒学的受益者。当初，司马昭在立嗣时考虑过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但山涛劝道“废长立少，违礼不祥”，这种儒家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司马昭。因此，自司马炎时期起，儒学的复苏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太康之治。
轰然倒塌
然而，太康之治只是虚假繁荣而已，究其原因，仍在司马炎的身上。司马炎表面上勤政爱民，实际上穷奢极欲；表面上重视整顿吏治，实际上徇私纵容。既然无法以身作则，如此摇摆不定，社会道德观的重塑就终究是一纸空谈。
西晋朝廷官员的主体要么是魏晋禅代过程中的幸存者，要么是依靠父辈的荫庇成长起来的纨绔子弟，真正德才兼备的贤臣极少，所以，西晋的朝臣难当大任。同时，这样的朝臣又掌握着权力，社会风气便在他们的带动下不断变坏。渐渐地，西晋上下对权力和财富无限制的渴求与传统道德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当束缚变得愈来愈弱后，新的动乱就无法避免，最终，西晋在思想的崩坏中轰然倒塌。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汉末的百年纷乱所导致的。虽然西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没有解决王朝内部的核心问题，因此，矛盾在西晋末期爆发也就成了必然。多年后，王衍在苦县宁平城的土墙下发出的那句悲鸣——“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便是西晋灭亡原因的最好诠释。
儒学式微、人心丧乱并非西晋速亡的全部原因，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失控的王朝：西晋兴亡50年》书中将一一探究。本书从司马代魏、伐蜀平吴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从纷繁史料中，将重大事件、思想流变与人物浮沉一一串联，不仅能让人明悉“发生了什么”，更能理解“为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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