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开分院上海什么地方人最多?不是外滩,而是医院。上海哪家医院看病最难?不是瑞金、华山,而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俗称“宛平南路600号”。公务员、商人、作家、演员……三六九等都往这里来,都看病。挂一个号,要等三个月才能看上病。住院率高达98%,没有一张病床是空着的。看精神病,或者说治脑子的病,成了九紫离火运中的一门好生意。很多合作方去宛平南路600号,他们不看病,去谈生意,要求上海精神病院在全国开分院。广州开了,杭州也随之开了。病人立刻来了,市场需求很大。每家分院都爆满。得抑郁症的孩子我长期观察京沪两地的精神病院。本文案例却来自于我杭州的学员。他向我求助,他所在的医院,就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在浙江的合作伙伴。来这里看抑郁症的孩子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病情都不乐观。有个男孩子,十三四岁,躁狂症,把其他小孩一只眼睛打伤了,家里赔了对方30万。孩子回到家严管,又拿刀砍伤了母亲。对生养者父母,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恨意。家里人只好把他送到医院来住院,就是当这里精神病院用。这孩子对医生、护士都还比较客气,但走在医院任何地方都需要两个人陪着他——随时可能病发,再伤人。他像学了七伤拳的谢逊一样披头散发,小小年纪两眼散发戾气,伤人伤己。不太像人,倒像野兽。他行在走廊上,所有人都绕开他走。生物都是有本能的。我总以为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压力大,得抑郁症,到了杭州调查才发现,成绩优秀的学生,患抑郁症可能性更高——完美主义,自我压力太大。这里的小病人,厌食很常见。病房里有个天蝎座的男孩子,外号“咖啡”。他长得很文静,高中两年成绩非常优秀,年级里名列前茅。高三那年,已被保送杭州大学。家里都好开心。这时候,他发病了。觉得人生没意义要自杀,三次被家人发现。现在他不吃饭,每天都不吃,一顿都不吃。仅靠喝一杯咖啡续命,人瘦得皮包骨头。母亲昼夜不舍,心惊胆战,陪在边上,生怕一转身孩子就做了傻事,自己失去至爱。两人一起熬,不知道还能熬多久。学员问我,老师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纵然我阅历广博,此刻只能悲悯到双手合十,低头不语。惭愧。社会边缘化得了抑郁症的孩子,在学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班级里就被渐渐边缘化。健康小孩不愿意和抑郁症病人社交。这也是一种霸凌,隐形霸凌。在校受尽白眼、凌辱的孩子,回家就拿刀割自己。一道道割,下手毫不留情。他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自己为什么要活在一个别人都不喜欢自己的环境中?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厌食,自残,慢慢走向割脉。逻辑很诡异,可病人以为很正常。就像恐怖电影的叙事。整个过程据说很成人化,很冷静,很缓慢。大家细看这刀痕。“凶手”要具备多大的勇气,一刀一刀对自己下手。他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多大的误解,要奔向自尽这一终极解脱?他只是一个孩子啊。看到这副景象,你心不会抖吗?我坚信,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问题。房间的角落,一个女孩子,穿着整整齐齐,就像一个学生,母亲陪在她边上,桌面上摊开着课本。她全身发抖,一直抖,无法集中精力。两手一直抖,一直发抖,连笔都拿不稳。母亲很伤心焦虑,她安慰母亲,自己会很努力,一定能考入重点高中。她还在抖,像西北风中一株弱小的白杨。她在挣扎,陪着她的家人、给她看病的医生,也都在挣扎。其实没什么好方法。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没有。真相是,医院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常见的药方是安定片。护士们最日常的工作是让孩子们吃了,抚慰他们睡下。就跟成年人精神病院一样。条件好一点的,开了佐匹克隆(zopiclone)。它并不是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核心药物,而是一种催眠药,让人更快入睡,延长睡眠时间。还有的孩子用了右佐匹克隆(eszopiclone),对症状也有一定改善,相对也安慰了家人。但这些不够解决实质的。部分小孩从抑郁症变成了精神分裂。更多的家庭、病人从全国其他地方赶来,还在排队挂号。广州分院一个月住进了200多号病人,杭州分院还有20张床铺空置,运营方也在想办法扩大服务潜力。药不够上吊瓶,吊瓶没用上祝由十三针,用正骨按摩,启动了RT脑电波机器。应患者要求,院方服务项目一再扩大。有的家庭经济实力跟不上,但为了孩子,只能苦苦支撑。成都一户人家,每个月坐飞机来杭州看病,一次3-4天,花费要1万多;有一个男孩子,双相症候,父亲已经失业下,孩子病得不轻,每周花1万多来看父亲都是咬着牙在做。RT脑电波仪,写着52元,好像很便宜,那是一分钟52元,60分钟做下来就是3000多,基本上一个疗程就是三四万。普通家庭,成年人都养不活,怎么有财力救孩子?教育环境究其源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社会系统出了问题。我把杭州分院近60例12-16岁住院小病人做了横向统计,发现抑郁发作可归纳为三条轴交叉:1、学业负荷轴(日均学习≥10小时)2、家庭期望轴(父母期待值≥孩子自评2倍)3、 AI替代焦虑轴(自评“未来无用”≥70%)三条线同时进入警戒区,住院概率呈指数级上升。小孩子一周五天在校学习,双休日参加各种辅导班。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减轻教育负担,但就业压力逼得中产家庭个个报补习班,让孩子从小“偷跑、抢跑”,为了日后能“领跑”。这一代孩子,10后,普遍懂事得早。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是和AI直接对撞的一代,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日后要面对这个科技洪流。可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大模型的对手。刚生下来就结束了。读书以后,发现学业跟自己兴趣爱好无关,日后就业可能用不上,可能也斗不过AI,觉得学习没意义,人生也没意义。只有明白活着的意义,才会更加真实的看清自己。可AI取消了人类的劳动,人就失去了存世的价值。AI越成功,人劳动作用丧失得越快,教育也变得毫无意义。这意味着巨大的伦理危机。孩子们嚷嚷着“要回去”。回哪里去?天上。他们欠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我在走廊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候诊。她非常喜欢一个穿着蓝护士服、带着labubu的姑娘,每次遇到这位小姐姐,就会很兴奋地拉着她。护士姑娘问她,你认识我么?她说不认识,但是要跟护士姐姐说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话。护士刚好在忙工作。她跟护士走,边走边说。护士要工作,让她坐着等。她很乖就坐着了,然后护士忙好,两个人有了一个圆满的拥抱。她就走了,恢复了常态。微干预我决定试一试。用积极心理学的“社会化觉醒”,进行微干预。我和几个病孩沟通,三个10分钟。第1个10分钟:问“你最喜欢/最讨厌学校里的哪件事?”——让孩子用具体故事代替情绪词,迅速把“我不想活”翻译成“我在什么场景里感到无用”。消极投射改换成中性能量,逐步消除负能量。第2个10分钟:用“同伴见证”——让同病房或候诊区另一名孩子旁听,只许说“我也经历过××”而不给建议,被孤立者第一次体验到“我不是唯一”。立刻就能见效。同病相怜更容易产生人性温暖。第3个10分钟:每个人撰写自己的故事,写成6行诗或画成4格漫画,贴在病区“活着证据墙”。当晚组织3分钟“围读”,让作者听到别人朗读自己的句子——用“被看见”对冲“无意义”。照亮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被照亮。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我不知道有没有用,甚至不清楚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不是孩子脆弱,是整个系统在用10倍速挤压他们,成年人的焦虑强塞入他们的24小时。AI越成功,人越要先找回“被看见”的尊严。微光不是解药,家长、医师、志愿者们首先要发光,社会体系要行动起来,发光发热,去温暖一颗颗人心。让孩子先睁开眼,再自己找路。积极主义的心法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一直在人心里本有的。你只要向内看,真正地向内看,就是把外在的一切,荣誉、学业、或者家人的期望,统统放下,你就能看见。当你看清楚了自己,就看清楚了一切。老师不是教育,是唤醒。社会不应该这么苦。人活着先有意思,后有意义。孩子们给我上了一堂人性课。州学生抑郁症: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人恨亲、厌学、厌食乃至厌世?

精神病院开分院

上海什么地方人最多?不是外滩,而是医院。

上海哪家医院看病最难?不是瑞金、华山,而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俗称“宛平南路600号”。

公务员、商人、作家、演员……三六九等都往这里来,都看病。

挂一个号,要等三个月才能看上病。

住院率高达98%,没有一张病床是空着的。

看精神病,或者说治脑子的病,成了九紫离火运中的一门好生意。

很多合作方去宛平南路600号,他们不看病,去谈生意,要求上海精神病院在全国开分院。

广州开了,杭州也随之开了。

病人立刻来了,市场需求很大。

每家分院都爆满。

得抑郁症的孩子

我长期观察京沪两地的精神病院。

本文案例却来自于我杭州的学员。

他向我求助,他所在的医院,就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在浙江的合作伙伴。

来这里看抑郁症的孩子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病情都不乐观。

有个男孩子,十三四岁,躁狂症,把其他小孩一只眼睛打伤了,家里赔了对方30万。

孩子回到家严管,又拿刀砍伤了母亲。

对生养者父母,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恨意。

家里人只好把他送到医院来住院,就是当这里精神病院用。

这孩子对医生、护士都还比较客气,但走在医院任何地方都需要两个人陪着他——随时可能病发,再伤人。

他像学了七伤拳的谢逊一样披头散发,小小年纪两眼散发戾气,伤人伤己。

不太像人,倒像野兽。

他行在走廊上,所有人都绕开他走。生物都是有本能的。

我总以为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压力大,得抑郁症,到了杭州调查才发现,成绩优秀的学生,患抑郁症可能性更高——完美主义,自我压力太大。

这里的小病人,厌食很常见。

病房里有个天蝎座的男孩子,外号“咖啡”。

他长得很文静,高中两年成绩非常优秀,年级里名列前茅。

高三那年,已被保送杭州大学。家里都好开心。

这时候,他发病了。

觉得人生没意义要自杀,三次被家人发现。

现在他不吃饭,每天都不吃,一顿都不吃。

仅靠喝一杯咖啡续命,人瘦得皮包骨头。

母亲昼夜不舍,心惊胆战,陪在边上,生怕一转身孩子就做了傻事,自己失去至爱。

两人一起熬,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学员问我,老师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纵然我阅历广博,此刻只能悲悯到双手合十,低头不语。

惭愧。

社会边缘化

得了抑郁症的孩子,在学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班级里就被渐渐边缘化。

健康小孩不愿意和抑郁症病人社交。

这也是一种霸凌,隐形霸凌。

在校受尽白眼、凌辱的孩子,回家就拿刀割自己。一道道割,下手毫不留情。

他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自己为什么要活在一个别人都不喜欢自己的环境中?

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

厌食,自残,慢慢走向割脉。

逻辑很诡异,可病人以为很正常。

就像恐怖电影的叙事。

整个过程据说很成人化,很冷静,很缓慢。

大家细看这刀痕。

“凶手”要具备多大的勇气,一刀一刀对自己下手。他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多大的误解,要奔向自尽这一终极解脱?

他只是一个孩子啊。

看到这副景象,你心不会抖吗?我坚信,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问题。

房间的角落,一个女孩子,穿着整整齐齐,就像一个学生,母亲陪在她边上,桌面上摊开着课本。

她全身发抖,一直抖,无法集中精力。

两手一直抖,一直发抖,连笔都拿不稳。

母亲很伤心焦虑,她安慰母亲,自己会很努力,一定能考入重点高中。

她还在抖,像西北风中一株弱小的白杨。

她在挣扎,陪着她的家人、给她看病的医生,也都在挣扎。

其实没什么好方法。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没有。

真相是,医院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最常见的药方是安定片。护士们最日常的工作是让孩子们吃了,抚慰他们睡下。

就跟成年人精神病院一样。

条件好一点的,开了佐匹克隆(zopiclone)。

它并不是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核心药物,而是一种催眠药,让人更快入睡,延长睡眠时间。

还有的孩子用了右佐匹克隆(eszopiclone),对症状也有一定改善,相对也安慰了家人。

但这些不够解决实质的。

部分小孩从抑郁症变成了精神分裂。

更多的家庭、病人从全国其他地方赶来,还在排队挂号。

广州分院一个月住进了200多号病人,杭州分院还有20张床铺空置,运营方也在想办法扩大服务潜力。

药不够上吊瓶,吊瓶没用上祝由十三针,用正骨按摩,启动了RT脑电波机器。

应患者要求,院方服务项目一再扩大。

有的家庭经济实力跟不上,但为了孩子,只能苦苦支撑。

成都一户人家,每个月坐飞机来杭州看病,一次3-4天,花费要1万多;

有一个男孩子,双相症候,父亲已经失业下,孩子病得不轻,每周花1万多来看父亲都是咬着牙在做。

RT脑电波仪,写着52元,好像很便宜,那是一分钟52元,60分钟做下来就是3000多,基本上一个疗程就是三四万。

普通家庭,成年人都养不活,怎么有财力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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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环境

究其源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社会系统出了问题。

我把杭州分院近60例12-16岁住院小病人做了横向统计,发现抑郁发作可归纳为三条轴交叉:

1、学业负荷轴(日均学习≥10小时)

2、家庭期望轴(父母期待值≥孩子自评2倍)

3、 AI替代焦虑轴(自评“未来无用”≥70%)

三条线同时进入警戒区,住院概率呈指数级上升。

小孩子一周五天在校学习,双休日参加各种辅导班。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减轻教育负担,但就业压力逼得中产家庭个个报补习班,让孩子从小“偷跑、抢跑”,为了日后能“领跑”。

这一代孩子,10后,普遍懂事得早。

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是和AI直接对撞的一代,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日后要面对这个科技洪流。

可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大模型的对手。刚生下来就结束了。

读书以后,发现学业跟自己兴趣爱好无关,日后就业可能用不上,可能也斗不过AI,觉得学习没意义,人生也没意义。

只有明白活着的意义,才会更加真实的看清自己。

可AI取消了人类的劳动,人就失去了存世的价值。

AI越成功,人劳动作用丧失得越快,教育也变得毫无意义。

这意味着巨大的伦理危机。

孩子们嚷嚷着“要回去”。

回哪里去?天上。

他们欠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在走廊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候诊。

她非常喜欢一个穿着蓝护士服、带着labubu的姑娘,每次遇到这位小姐姐,就会很兴奋地拉着她。

护士姑娘问她,你认识我么?

她说不认识,但是要跟护士姐姐说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话。

护士刚好在忙工作。

她跟护士走,边走边说。

护士要工作,让她坐着等。她很乖就坐着了,然后护士忙好,两个人有了一个圆满的拥抱。

她就走了,恢复了常态。

微干预

我决定试一试。

用积极心理学的“社会化觉醒”,进行微干预。

我和几个病孩沟通,三个10分钟。

第1个10分钟:问“你最喜欢/最讨厌学校里的哪件事?”——让孩子用具体故事代替情绪词,迅速把“我不想活”翻译成“我在什么场景里感到无用”。

消极投射改换成中性能量,逐步消除负能量。

第2个10分钟:用“同伴见证”——让同病房或候诊区另一名孩子旁听,只许说“我也经历过××”而不给建议,被孤立者第一次体验到“我不是唯一”。

立刻就能见效。同病相怜更容易产生人性温暖。

第3个10分钟:每个人撰写自己的故事,写成6行诗或画成4格漫画,贴在病区“活着证据墙”。

当晚组织3分钟“围读”,让作者听到别人朗读自己的句子——用“被看见”对冲“无意义”。

照亮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被照亮。

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甚至不清楚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不是孩子脆弱,是整个系统在用10倍速挤压他们,成年人的焦虑强塞入他们的24小时。

AI越成功,人越要先找回“被看见”的尊严。

微光不是解药,家长、医师、志愿者们首先要发光,社会体系要行动起来,发光发热,去温暖一颗颗人心。

让孩子先睁开眼,再自己找路。

积极主义的心法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一直在人心里本有的。

你只要向内看,真正地向内看,就是把外在的一切,荣誉、学业、或者家人的期望,统统放下,你就能看见。

当你看清楚了自己,就看清楚了一切。

老师不是教育,是唤醒。

社会不应该这么苦。

人活着先有意思,后有意义。

孩子们给我上了一堂人性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