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骨撑唐：韩愈的坎坷与千秋
唐大历三年，河南河阳韩氏府邸，一个男婴在微弱的烛光中降生。谁也未曾料想，这个三岁便沦为孤儿、辗转流离的孩童，日后会以笔为剑、以道为旗，在中唐的风雨飘摇中走出一条布满荆棘却光照千古的道路。他就是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那个被苏轼盛赞“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文坛巨擘，那个一生三遭贬谪却始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的孤直臣子。他的坎坷，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激烈碰撞；他的坚守，是儒家道统在乱世中的薪火相传。
韩愈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写满了颠沛。大历五年，父亲韩仲卿病逝，三岁的韩愈尚未懵懂世事，便失去了庇护。两年后，长兄韩会又猝然离世，寡嫂郑夫人强忍悲痛，带着年幼的韩愈和侄子韩老成，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奔丧之路。从京城长安到江南宣城，千里路途风雨兼程，孤儿寡嫂的身影在乱世中显得格外单薄。韩愈后来在《祭十二郎文》中追忆这段岁月：“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 这份寄人篱下的孤苦，这份与侄子相依为命的情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他早早体会到了人间冷暖与生存不易。
困顿的生活并未磨灭韩愈向学的志向。郑夫人虽是女子，却深明大义，悉心教导韩愈诵读六经百家。在宣城的茅舍中，在孤灯的映照下，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常常读到夜深人静，困了便以冷水洗面，饿了便以粗粮充饥。他深知，对于寒门士子而言，科举是唯一的出路，唯有饱读诗书，方能改变命运，方能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贞元二年，十九岁的韩愈告别嫂侄，孤身前往长安求取功名。临行前，他站在宣城南郊的条山之下，写下“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高冈”的诗句，以松柏自比，暗喻自己坚贞不屈的志向。
然而，长安的繁华之下，是寒门士子难以逾越的壁垒。韩愈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前三次均名落孙山。那些年里，他寄居客栈，囊中羞涩，常常“朝食不继，夕衣无褐”，却始终不愿向权贵低头。他曾向宰相权德舆上书，陈述自己的抱负与困境，却石沉大海；也曾投献诗文于诸公贵人，却屡屡遭拒。贞元八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与挣扎后，韩愈终于在第四次科考中登进士第，与李观、欧阳詹等二十三人同榜，这一榜人才济济，后来出了三位宰相、四位节度观察使，号称“龙虎榜”。登第之日，韩愈与友人登高远望，饮酒赋诗，多年的隐忍与坚持终于有了回报，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宏图，却不知这只是坎坷仕途的开端。
唐代科举，中进士只是第一步，还需通过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方能获得官职。韩愈又接连三次参加吏部考试，均以失败告终。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愈发困顿，甚至不得不为生计奔走四方。贞元十一年，他离开长安，前往汴州投奔宣武节度使董晋，被辟为观察推官。在汴州的三年里，韩愈一面处理公务，一面潜心治学，与李翱、张籍等青年才俊切磋文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反对六朝以来浮华空洞的骈体文风，倡导“文以载道”，主张文章应言之有物，应传承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段幕府生涯虽平淡，却为他日后的文学革新与政治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贞元十九年，韩愈终于通过吏部铨选，授监察御史，正式步入仕途。此时的他，正值壮年，满怀报国热忱，想要在朝堂之上有所作为。然而，中唐的政治早已暗流涌动，宦官专权，官僚集团党争激烈，百姓生活困苦。这一年，关中地区遭遇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而京兆尹李实却谎报灾情，称“谷稼成熟”，朝廷因此未减免赋税。韩愈目睹百姓的苦难，痛心疾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天旱人饥状》，直言不讳地揭露灾情真相，恳请朝廷“特敕京兆府”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文中“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尖锐表述，直接触怒了唐德宗，也得罪了权贵李实。不久，韩愈便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从繁华的京城一下子被贬到偏远蛮荒的岭南，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阳山地处岭南，交通闭塞，瘴气弥漫，“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条件极为艰苦。初到阳山，韩愈心中满是悲愤与失意，他写下“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慨。但他并未沉沦，而是很快调整心态，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他发现当地百姓耕作方式落后，便引进中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耕种工具，鼓励农业生产；他见百姓深受苛政之苦，便革除弊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阳山的四年里，韩愈与百姓打成一片，“惠如春风，爱如赤子”，当地百姓都尊称他为“韩令公”。这段贬谪生涯，虽然艰苦，却让韩愈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民间疾苦，也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他在阳山创作了《送孟东野序》等名篇，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创作应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这成为他古文运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贞元年，唐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得以遇赦北归，历任江陵法曹参军、国子博士等职。在国子博士任上，他目睹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陋习，深感儒家道统传承之危机，于是写下了千古名篇《师说》。文中鲜明地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的观点，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打破了传统的门第观念和师生界限。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猛烈抨击，有人讥讽他“狂狷”，有人嘲笑他“好为人师”，但韩愈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仅在文章中倡导师道，更在行动中践行师道，广收门徒，悉心教导，李翱、皇甫湜、贾岛等后来的文坛名家，都曾受教于他，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韩门弟子”群体，为古文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和十二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割据一方，对抗朝廷。当时朝廷内外主和之声甚嚣尘上，唯有宰相裴度力主讨伐。韩愈坚决支持裴度的主张，主动上书请缨，要求前往前线效力。宪宗皇帝赞赏他的勇气，任命他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在军中，韩愈不仅为裴度出谋划策，制定战术，还亲自深入前线，鼓舞士气。他写下《平淮西碑》，详细记述了平叛的全过程，歌颂了朝廷的正义之举，表达了自己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主张。淮西之乱平定后，韩愈因功升任刑部侍郎，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此时的他，权位在握，声名显赫，似乎终于摆脱了命运的坎坷，迎来了人生的坦途。但他骨子里的孤直与执着，注定了他不会在安逸中沉沦。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为了祈求长生不老，派遣使者前往凤翔法门寺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一时间，京城长安掀起了狂热的崇佛之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纷纷焚香膜拜，不惜耗费巨资，甚至有人“焚顶烧指，百十为群”，上演了一幕幕荒诞的闹剧。韩愈素来崇奉儒学，力排佛老，认为佛教的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危及了儒家道统的传承。他深知此举会触怒龙颜，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依然挺身而出，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冒死进谏。
在《论佛骨表》中，韩愈言辞激烈地痛陈佛教的危害，列举了“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的历史教训，直言“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暗指宪宗皇帝崇佛会导致国运衰微。他甚至主张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篇奏疏犹如一颗惊雷，炸响在朝堂之上。唐宪宗览表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韩愈处死。幸得宰相裴度、崔群等大臣苦苦求情，直言“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彰圣朝纳谏之美”，韩愈才得以幸免一死，但被贬为潮州刺史，流放八千里之外的岭南。
潮州在唐代是“流滴所归，中人无不视为畏途”的蛮荒之地，瘴气弥漫，毒虫遍地，与京城的繁华形成了天壤之别。韩愈当时已五十二岁，年老体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贬谪，心中充满了悲愤与绝望。他在前往潮州的途中，写下了千古绝唱《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路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诗句中，既有对自己忠而获罪的愤懑，也有对前途未卜的忧虑，更有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一路南下，山高路远，寒风刺骨，韩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潮州。
然而，韩愈并未被困境击垮。他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询吏民疾苦”，了解当地的情况。他发现潮州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社会风气也极为落后：州学荒废日久，百姓目不识丁；买卖奴婢之风盛行，民不聊生；恶溪之中鳄鱼为患，百姓深受其害。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韩愈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治理。他首先整顿教育，起用当地贤才赵德主持州学，拿出自己的全部俸禄作为办学经费，“以为举本，收其燕余，以给学生厨撰”，并亲自讲学，传播儒家文化。在他的努力下，潮州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自是潮之士笃于文行，延及齐民”，逐渐成为“海滨邹鲁”。
针对买卖奴婢的陋俗，韩愈仿效柳宗元在柳州的做法，推行“计庸偿值”制度，规定被贩卖的奴婢可以通过做工的方式抵偿债务，债务还清后即可恢复自由身，若债务差距较大，则由官府出钱赎买。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奴婢的处境，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对于鳄患，韩愈并非简单地驱赶捕杀，而是写下著名的《祭鳄鱼文》，以凛然正气斥责鳄鱼的危害，同时组织百姓疏浚河道，治理沼泽，从根本上破坏了鳄鱼的生存环境。不久，鳄患便得到了彻底解决，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恶溪更名为韩江，将江边的青山更名为韩山，留下了“一片江山尽姓韩”的佳话。
韩愈在潮州任职仅七个多月，却做了无数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兴教育、除陋习、治鳄患、劝农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仁政”的理想。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韩愈得以遇赦北归，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在兵部侍郎任上，镇州发生兵变，节度使田弘正被杀，叛军割据一方，局势十分危急。朝廷派遣韩愈前往宣抚，面对刀剑相向的叛军，韩愈毫无惧色，慷慨陈词，以理服人，最终成功说服叛军归顺朝廷，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乱。穆宗皇帝赞赏他的胆识与才干，升任他为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晚年的韩愈，虽然身居高位，但依然保持着刚直不阿的品格。他在吏部任职期间，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他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朝廷，提出减轻赋税、赈济灾民的建议。同时，他依然致力于古文运动的推广，与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共同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与发展，使古文逐渐取代骈文，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然而，多年的贬谪生涯和官场的尔虞我诈，也让韩愈身心俱疲。长庆四年十二月，韩愈病逝于长安，享年五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故后世亦称“韩文公”。
韩愈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三岁而孤，历经丧亲之痛；四考进士，三试吏部，饱尝科举之苦；三遭贬谪，流放岭南，受尽颠沛之难。他的仕途充满了荆棘与险阻，只因他始终坚守着儒家的道统与自己的良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愿为了功名利禄而曲意逢迎。但他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他以笔为器，发起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以道为灯，力排佛老，弘扬儒学，“道济天下之溺”，为儒家道统的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民为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阳山、潮州等地留下了千古传颂的政绩。
苏轼曾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 韩愈正是这样的人。他的坎坷，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品格的必然；他的坚守，是文人的风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韩愈的文章依然被广泛传诵，他的思想依然影响着后人，他的品格依然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真理与正义而奋勇前行。
站在韩江边上，望着滔滔江水，仿佛依然能看到那个孤直的身影在风雨中前行。他的一生，如同一颗流星，在中唐的夜空划过，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永恒的光芒。他的坎坷，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而他的精神，却如同韩山韩水一般，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光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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