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刚刚入关的那几年，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如何赢得民心。吴三桂的叛乱，像一记警钟敲响，昭示着民意的复杂与难以驯服。1673年，他借汉人对满清的仇恨，打出“兴明讨清”的旗号，掀起一场席卷西南、西北的反清浪潮。大片土地被他占领，反清势力蜂拥而起，虽说很快被平息，但民间的不满和反抗的火苗却未曾熄灭。
康熙皇帝意识到，单靠武力难以彻底稳固统治。于是，他试图用“合法性”来筑起一堵坚实的城墙。招揽汉族士子，拉拢他们的心，成为他心中的一剂良药。1678年到1679年，他设立了“博学鸿儒科”，广邀学问渊博的汉族学者前来应试。目标很明确——用文化认同感来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可谁曾想，这一招却暗藏玄机。
这些学者中，顾炎武、黄宗羲、傅山、万斯同等名家大儒，纷纷拒绝“合作”。傅山不愿屈从官府，装病拒绝参加考试，甚至被强行带到京城，他也死活不答应。李颙、顾炎武、黄宗羲更是以“生病”、“绝食”相抗，宁死不屈。只有143人勉强走完流程，但其中大多只为应付差事，答题潦草，甚至暗中讽刺清朝，试图用文字表达心中不满。
然而，康熙并未因此灰心。相反，他以宽厚的姿态对待这些“二三流”的学者。除了优厚的待遇，亲自设宴款待，阅卷也极为宽松。只需写一首短诗，不押韵，随意发挥，就能被录取。最终，有50人进入翰林院，为清朝的统治增添了一份文化底蕴。
康熙的用心不止于此，他还暗藏后手。修《明史》，成为他巩固合法性的秘密武器。清军入关时，曾设立明史馆，但因内乱未能启动。这次，康熙重启明史馆，以50名入选者为骨干，召集黄宗羲、顾炎武等名儒主持修史。对于那些曾经拒绝为清效力的遗老们，这无疑是一次转变的契机。
黄宗羲虽然不愿出山，但他极力动员学生万斯同，派出儿子黄百家，参与修史工作。万斯同一度拒绝，却在老师的劝说下，义无反顾地投入，二十年如一日，静心撰写《明史》。顾炎武更是坚决拒绝官方聘请，却支持外甥徐元文，参与修史。以修史为契机，曾经坚守反清立场的学者们开始逐渐妥协，甚至在心底认可了清朝的统治。
傅山去世时，将孙子托付给入朝为官的朋友照料。李颙在康熙拜访后，感念皇恩，提出了七条政务建议，体现出对新朝的认同。学者们的态度转变，昭示着“风水轮流转”。他们不再坚决反对，反而逐渐接受了清朝的合法性，甚至开始为清史添砖加瓦。
1679年，康熙从博学鸿儒科中录取的50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参与《明史》的修撰。这一切，成为清朝巩固统治的关键一步。通过文化的手段，利用学者的影响力，清朝的正统性逐渐被认可。正如孟森所言，这场“科举”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博弈。
从此以后，清朝不再只是武力的象征，更有文化的支撑。用“以德服人”，比单纯靠刀枪更管用。历史告诉我们，赢得人心，胜过一切硬碰硬的手段。文化认同，成为了最稳固的基石。而这，也正是康熙“汉化”政策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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