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战友情,往往藏在生死关头的搀扶里。那种拼着性命也要把同志带出绝境的情谊,能跨越几十年时光,在岁月里沉淀成最厚重的承诺。

红军过草地那段日子,是长征中最苦的路段之一。茫茫荒原上全是沼泽泥潭,脚下的草甸看着结实,一踩就可能陷进去,天气更是说变就变,前一刻还是晴天,下一秒就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部队里的每个人都在硬扛,缺衣少食是常态,好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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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一方面军行至川西毛儿盖地区时,周恩来担着军委的重担,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长期劳累加上营养匮乏,再遇上恶劣环境,他突然病倒了。高烧一直不退,烧到40℃左右,连着好几天昏迷不醒,连东西都吃不下。医生检查后,确诊他患上了肝脓疡,还合并了阿米巴痢疾,必须赶紧排脓。可那时候哪有医疗条件,没法消毒,更别提开刀穿刺,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找些冰块敷在他肝部降温,盼着能把脓引出来。

毛泽东急得不行,反复叮嘱彭德怀,一定要把周副主席安全抬过草地,不能出半点差错。彭德怀当即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都埋了,从迫击炮连抽调战士组成担架队,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保住周恩来的命。干部团团长陈赓主动站出来当担架队队长,他自己腿上就有旧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却硬是要亲自带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跟着加入了担架队。

出发后,困难比想象中更严重。抬着担架在草地上走,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沼泽边缘试探。战士们自己都饿了好几天,身体虚弱得厉害,肩上的担架绳把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却没人喊一声累。周恩来清醒过来后,看着战友们艰难的样子,心里实在不忍,好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都被陈赓他们按住了。陈赓还跟他说,现在自己是担架队长,周恩来是病号,得听指挥。

就这么顶风冒雨走了六天六夜,担架队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这片被称为“死亡之地”的草地。刚走出草地,杨立三就累病了,陈赓的腿伤也加重了,可他们看着周恩来平安无事,都松了口气。这段生死与共的经历,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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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杨立三因为脑癌去世了,距离当年过草地刚好19年。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泣不成声。大家都劝他,作为国务院总理,不必亲自抬棺,可他执意不肯。他说,当年是立三把自己从鬼门关抬出来的,现在自己一定要送他这一程,不然死人都会说话的。就这样,周恩来亲自为杨立三抬棺执绋,用最郑重的方式,还了这份生死情。

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周恩来特意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七个字,让邓颖超送到陈赓夫人傅涯手里,用于刻在骨灰盒的外罩上。没有多余的话,可这几个字里,藏着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战友情。

在那个年代,没有华丽的承诺,也没有物质的回报,战友之间的情谊就是你帮我一把,我记你一生。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日理万机,却始终没忘记过草地时那些为他拼过命的战友。他用抬棺送葬这样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不是无情论者,生死之交的情义,重过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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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很难再体会那种在绝境中相互扶持的感觉。可这份跨越近二十载的情义,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最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感恩。当权力和地位都成了过眼云烟,真正能留在心里的,不就是这样患难与共的真情吗?这样的情义,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