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座城墙修得再高再厚，也挡不住人心里的窟窿。
1948年秋天的辽西，这话就应在了国民党暂编第20师师长王世高的身上。
当时东北那盘大棋已经快下到收官阶段了。
林彪的大军南下，目标直指锦州，那是连通东北和华北的唯一陆路通道，是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命门。
而义县，就是锦州北边的一扇大门，这扇门要是关不牢，锦州就直接暴露在炮口之下。
命令一层层压下来，最后就落到了王世高的肩上：死守义县，给锦州当好盾牌。
王世高这个人，不是个草包。
他很清楚自己手里这张牌的分量。
暂编20师，听着名字好像是个二流部队，但装备不差，半美械，该有的家伙事儿都有。
他对义县的防御也下了血本。
那座老城墙，让他带着工兵里里外外加固了好几遍，墙外面挖了三米多深的壕沟，沟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和一人多高的鹿砦。
城墙上的火力点和城外村庄里改造的据点，互相能打掩护，远近高低，织成了一张火网。
王世高站在城楼上，看着自己的杰作，心里盘算着，靠这点东西，别说挡半个月，就算撑一个月，等沈阳的廖耀湘兵团或者华北的傅作义过来增援，也不是没可能。
可他算计了水泥、钢铁和子弹，却没算准人心。
仗还没正式开打，裂缝就先出现了。
9月17号晚上，城南火车站边上的一个据点，枪声没响几下就没了动静。
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驻守的那个排，听见外面解放军拿大喇叭一喊话，就把枪扔了。
这事儿像一盆冰水，从王世高头顶浇下来，让他从里到外凉了个透。
他明白，最可怕的不是城外的炮，而是城里自己弟兄们心里那点已经散了的劲儿。
这些兵，大多是东北本地人，打了这么多年仗，早就累了、怕了，家里的老婆孩子还在解放区，谁还愿意真卖命。
这堡垒看着结实，可守着它的人不想守了，那跟纸糊的也没啥两样。
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想撂挑子。
第1团的团长赵振华就是个硬茬，听说外围据点一个接一个地丢，眼睛都红了。
他骂骂咧咧地凑了一个加强营，拉上师里仅有的四辆装甲车，配上山炮营的火力支援，嗷嗷叫着就冲出去搞反击。
那几辆铁皮疙瘩确实有点用，机枪吐着火舌，一度把解放军的进攻队形给压了回去。
可这点勇猛，在人家绝对的战术和火力面前，就显得太单薄了。
解放军那边反应快得很，一看有装甲车，几发炮弹就跟长了眼睛一样飞过来，专打领头的那辆。
只听“轰”的一声，打头的车就冒起了黑烟趴了窝，后面的步兵没了掩护，就像靶子一样被机枪成片地撂倒。
赵振华这次反扑，连点大点的水花都没溅起来，就没了下文。
这次反击的失败，把王世高心里最后那点念想也给打没了。
他算是看明白了，对面不是以前遇到的那些散兵游勇，而是一台开动起来就停不下的战争机器，精密、冷酷，而且意志坚定。
真正的绝望是在9月20号凌晨来的。
城东还有一个骑兵排守的据点死活不肯投降，成了卡在解放军喉咙里的一根刺。
为了拔掉它，东北野战军让王世高见识了什么叫“炮兵的艺术”。
几十门迫击炮被拉到了一块，没搞什么试探性的射击，就是对着那个小阵地，一口气把炮弹全打了出去。
那一瞬间，整个大地都在抖。
炮弹跟下雨一样往下砸，爆炸声连成一片，耳朵里除了轰鸣什么都听不见。
泥土、碎砖、人的肢体混在一起被炸上天，整个阵地被烟和土完全盖住了，伸手不见五指。
据点里侥幸没死的士兵，用步话机向团部发出最后的哀嚎，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看不见了…
什么都看不见…
枪栓里全是土，拉不动了！
交通壕…
交通壕没了，全给炸平了！”
王世高在指挥部里听着，命令城里的部队赶紧出去增援。
可命令是下去了，派出去的那个营，走到阵地前沿，看着那片还在冒烟的焦土，腿肚子就转筋了。
军官们拿着枪在后面顶着也没用，士兵们往前挪几步，听见炮弹的呼啸声就吓得又缩回来。
恐惧已经战胜了军纪。
最后，那个骑兵排连人带阵地，都被从地上抹掉了。
外围的钉子一个个被拔光，从锦州派来救急的援兵也被半路打了回去。
义县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王世高坐在指挥部里，一天比一天沉默。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了。
10月1号，这一天对城外的人来说是个节日。
总攻的号声响彻云霄。
解放军的爆破筒在城墙根下接二连三地炸响，坚固的城墙被撕开一个个大口子，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巷战没打多久，抵抗就基本停了。
师指挥部里乱成一团，王世高默默地放下了手里的枪。
他没学那些演义里的将军搞什么自刎殉国，也没再组织最后的抵抗。
这半个多月的围困，像一把钝刀子，早就把他的心气儿给磨没了。
作为军人，他守了城，尽了责；但作为棋子，他从被摆上棋盘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结局。
打下义县，消灭了一万多人，在整个辽沈战役里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这就像做外科手术，一刀下去，就把锦州和外界的联系给切断了，把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往南撤的门给彻底关死了。
王世高被俘虏后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度过了十余年。
许多年后，他写回忆录时，或许还会想起1948年义县城头那阵冰冷的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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