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周搭伙过日子的第十五年零三个月，他跟我说：“要不，咱们去把证领了？”

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饭。我煎的鸡蛋，他熬的小米粥。厨房窗户开着，五月的风吹进来，带着楼底下栀子花的味儿。

我筷子停了一下，鸡蛋黄流到盘子上。

“怎么突然提这个？”我舀了勺粥，没抬头。

“也不是突然。”老周抽了张纸巾擦嘴，“就是觉得，都这么多年了，该有个名分了。”

我没接话。他当我不好意思，笑呵呵地收拾碗筷去了。

其实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们认识是在2008年。我三十四，他三十七，都是离过婚的人，在朋友攒的饭局上认识的。他话不多，但会默默把转盘上的菜转到你面前。散场时下雨，他多带了一把伞。

后来就在一起了。没求婚，没仪式，就是某个周末他帮我搬完家，两人累得坐在地板上，他说：“要不我那边退租，咱俩一起住？省一份房租。”

我说：“行啊。”

这一住，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是什么概念呢？我儿子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毕业工作；他女儿从叛逆期到结婚生子；我们一起送走了他爸我妈；一起经历了我的公司裁员、他的生意起落。

我们没领证。一开始觉得没必要，都离过一次了，那张纸有啥用？后来习惯了，就更想不起来这茬。

朋友问过：“你们这算怎么回事？”

我说：“搭伙过日子呗。”

确实是搭伙。生活费AA，房租最开始一人一半，后来他买了这套房，我就出生活费。家务我做得多点，因为他工作忙。大项开支，像孩子学费、老人医药费，各管各的。逢年过节，互相给个红包，不多，三五千，是个意思。

我一直觉得这样挺好。清爽，不牵扯。

直到他说要领证。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身去了书房。老周睡得沉，打呼噜的声音规律得像火车跑。

书桌抽屉没锁。老周的账本就在里面，蓝皮子的，厚厚一本。我知道他不避我，有时候算账还喊我帮忙。但我从来没主动翻过——不是多高尚，是觉得没必要。

那晚我翻了。

手指划过那些数字时，起初是平的。水电煤气，买菜购物，人情往来……一笔笔，和我印象里差不多。

翻到后面，心开始往下沉。

定期存款：八十万。

理财账户：四十五万。

股票账户：大概五万——这个有浮动。

加一起，一百三十万出头。

我的手停在最后一页，半天没动。然后我合上账本，放回原处，轻轻关上抽屉。

回到卧室，老周翻了个身，含糊地问：“怎么还没睡？”

“喝水。”我说。

重新躺下后，我睁着眼看天花板。脑子里自动开始算我自己的账：

银行卡：八万。

定期：五万。

基金：两万——还在亏。

没了。

十五万，对一百三十万。

这个数字差距像块冰，贴在心口上，慢慢往里面渗凉气。

我不是嫉妒老周有钱。他自己做建材生意，起早贪黑，能攒下钱是他的本事。我也不是嫌自己挣得少——我在事业单位，工资就那些，但稳定。

我是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十五年，我们过的根本不是一种日子。

我在精打细算超市打折时，他可能在考虑哪支股票值得买；我在为儿子补习班费用发愁时，他可能轻轻松松给女儿付了首付；我以为我们AA制是公平，可原来我们连“A”的基础都不一样。

最让我难受的是，这十五年里，他从来没提过。

不是说要他分钱给我，而是……至少让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这么大的差距。至少在我为了省钱，连续一个月带剩饭当午餐时，他可以不必夸我“真会过日子”。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煎鸡蛋。老周一边看手机新闻一边说：“我打听过了，领证挺简单的，带户口本身份证就行。要不就下周二？”

我关了火，转身看着他。

“老周，咱俩算算账吧。”

他愣了一下：“算什么账？”

“十五年的账。”

我把我昨晚看到的数字说了。说的时候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老周的脸色变了变，放下手机：“你翻我账本了？”

“嗯。”

“你……”他张了张嘴，最后叹了口气，“我不是故意瞒你。就是觉得，钱的事，各管各的挺好。”

“是挺好。”我点点头，“所以这十五年，你看着我为了几千块钱发愁，看着我算计每一分开销，从来没想过告诉我，其实你完全不用这么紧巴？”

“我怕你有压力……”

“怕我有压力，还是怕我要分你的钱？”

这话说重了。老周脸色一下子难看极了。

我们沉默地对坐着。煎蛋的油在锅里滋滋响，慢慢变冷。

“我没那个意思。”老周声音低下来，“我就是觉得，咱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要用钱，我什么时候没给过？”

“给过。”我想起来，“三年前我儿子想出国，差点钱，你借了我五万。我打了借条，去年才还清。”

“那是借！”老周有点急了，“难不成要我白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所以啊。”我突然笑了，“你看，你算得多清楚。那我问你，如果领了证，你的钱是我的钱吗？”

他不说话了。

答案我们都知道。

“老周，”我说，“咱俩搭伙十五年，没红过几次脸，不容易。但可能就是因为太小心了，生怕占对方便宜，反而把日子过成了合伙开公司。”

我端起已经凉透的粥，喝了一口。

“领证的事，先放放吧。我想想。”

其实不用想太久了。

那个周末，我儿子来看我。吃饭时说起他准备买房，首付还差一点。我说妈给你凑凑。儿子摇头：“不用，我自己想办法。倒是你，跟周叔这么多年，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我说：“妈有打算。”

儿子走时，抱了抱我：“妈，你高兴最重要。”

他走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想起很多事：想起老周在我妈去世时，忙前忙后；想起我生病住院，他天天送饭；想起我们一起去旅游，他在海边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都是真的。但账本上的数字，也是真的。

又过了一周，老周又提领证的事。这次他拿了戒指，不是新的，是他妈留下的金戒指，改了个样式。

“我想明白了，”他说，“我的就是你的。领了证，都放一起。”

我看着那枚戒指，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老周，”我说，“戒指你收着。证，先不领了。”

他眼睛里的光暗下去。

“不是因为你钱多我钱少。”我慢慢说，“是因为这十五年，咱们把日子过得太清楚了。清楚到……不像一家人。”

“那怎么办？”他声音有点哑，“十五年，总不能就这么……”

“还能做朋友。”我说，“其实咱们一直就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老周走了。房子是他的，我月底前搬出去。

收拾东西时，翻出很多旧物：一起旅游的车票，节日互赠的卡片，还有一本相册，里面全是这些年我们的合影。从黑发到有白发，从紧绷到放松。

每张照片上，我们都在笑。

但照片不会告诉你，笑的时候，谁心里在算账。

最后一箱书封好时，老周来了。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串数字，二十万。

“你什么意思？”我把信封推回去。

“不是给你的。”老周说，“是借你的。你不是想开个花店吗？启动资金。按银行利息算，等你赚钱了还我。”

我看着他。这个认识了十五年的男人，鬓角已经全白了。

“为什么？”

“因为……”他搓了搓手，“朋友有难，该帮还得帮。”

我笑了，这次是真心的。接过信封：“行，写借条。”

“必须的。”

搬走那天，老周帮我把箱子搬下楼。叫的车来了，他忽然说：“要是花店开张了，告诉我一声。”

“干嘛？要来买花？”

“嗯。每个月买一束。”他说，“放客厅。习惯了家里有花。”

我点点头，上了车。

后视镜里，他站在小区门口，身影越来越小。就像这十五年，一点一点，退到记忆里去。

现在我的花店开了一年半，叫“十五年”。生意还行，老周每个月真的来买一束，不多说话，买了就走。

借他的二十万，我已经还了五万。剩下的，慢慢还。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们领了证，现在会怎样？可能为了钱吵架，可能为了孩子闹别扭，也可能……还是这样。

但谁知道呢？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我们的结果是：做了十五年伴，现在成了可以借钱的朋友。

也不算太坏，对吧？

至少账是清楚的。至少情分还在。至少离开时，没有撕破脸。

这就够了。人到中年，能这样散场，已经算体面了。

花店门口的栀子花又开了，香味飘进来。我给自己泡了杯茶，翻开新账本，开始记今天的流水：

康乃馨一束，老周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