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名字，注定要被刻在功勋柱上，让后人敬仰；而另一些人的名字，则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任凭风雨侵蚀。
他曾是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最信赖的师长，却在最艰难的时刻，亲手将刺刀捅向了自己的同志。
更离奇的是，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从叛徒、国民党军官，再到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身份换得比翻书还快。
他在北京城里藏了几年，眼看就要把那段血腥的过去彻底洗白。
可谁也没想到，1951年北京的一场大雨，把他冲回了原形。
这场雨，就像是老天爷睁开了眼，要把一笔迟到了十多年的血债，算个清楚。
主人公叫程斌，1911年生在吉林伊通。
有的资料说他家是普通农户，也有的说他家是小地主，反正日子过得去，让他念完了中学。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
毕业后，程斌没干别的，跑到长春一家钟表店当了学徒。
修钟表是个精细活儿，得有耐心，还得手稳。
如果历史没有拐弯，他的人生轨迹，大概率就是成为一名手艺精湛的钟表师傅，在市井的喧嚣中安稳度日。
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把东北的宁静彻底撕碎了。
无数热血青年走上了抗日战场，程斌也是其中之一。
他先是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转入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程斌也不负众望，很快就被提拔为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直接归杨靖宇指挥。
这第一师，是抗联的绝对主力。
程斌带着部队打过不少硬仗，比如在摩天岭，他指挥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全歼了日军一个守备队，缴获了一批武器。
因为这事，杨靖宇在全师面前公开夸奖他，说他是“本师主心骨”。
那时候的程斌，确实对得起这份信任。
他熟悉兵法，会画地形图，在深山老林里跟日本人周旋得有声有色。
抗联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靠的是遍布山林的“密营”。
这些密营是秘密的补给站、兵站和医院，是抗联的生命线。
而作为师长的程斌，对这些密营的位置和运作方式，自然是了如指掌。
可惜，英雄和叛徒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只隔着一次人性的考验。
1938年，是东北抗联最黑暗的一年。
日军加大了“讨伐”力度，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围剿。
抗联的补给线被切断，部队缺衣少食，弹药也快打光了，战士们只能靠啃树皮、吃草根果腹，减员非常严重。
杨靖宇的部队，几乎陷入了孤军奋战的绝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人用了一记毒招。
他们得知程斌是个大孝子，便派人抓了他的母亲和哥哥。
同时，抗联内部也接连出现了叛徒，比如军需部长胡国臣和参谋长安光勋，他们被俘后都投了敌。
这些叛徒向日本人献策，要打杨靖宇，就得先打程斌；要招降程斌，抓他母亲最有效。
一边是前途未卜的抗日事业，一边是生死不明的至亲，程斌内心的天平开始剧烈倾斜。
他联系不上杨靖宇，悲观的情绪像藤蔓一样缠住了他。
他动了投降的念头，找来师政委李刺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开会试探。
这两人一听，当即激烈反对。
争执之下，程斌拔出了枪，他打死了李刺苏，打伤了李向前。
1938年6月29日，程斌做出了那个让他遗臭万年的决定。
他带着手下115名战士，连同一门平射炮、五挺机枪和数千发子弹，向关东军集体投降。
为了宣传这次“成果”，日本人还在本溪一个学校的操场上，为他们搞了一场盛大的“归顺仪式”。
程斌这一跪，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更是整个东北抗联的灾难。
他把抗联的命脉，亲手交到了敌人手里。
投敌之后，程斌的价值被日本人发挥到了极致。
日本人让他当队长，组建了一支由叛徒组成的“程斌挺进队”。
这支队伍，成了插在抗联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因为程斌太了解抗联了。
他知道抗联习惯昼伏夜出，日本人白天围剿、晚上不敢进山。
于是，他就带着“挺进队”专打夜战，在夜里偷袭抗联的宿营地，让战士们得不到片刻喘息。
他更清楚那些密营的准确位置。
他拿着亲手绘制的地图，领着日军一个一个地去捣毁。
短短几个月，蒙江、通化等地的七十多个密营被彻底摧毁。
粮食、弹药、药品被付之一炬，抗联的补给线就这样被完全切断了。
无数战士不是战死，而是在深山老林里被活活饿死、冻死。
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他对杨靖宇将军的围剿。
程斌能耐大到什么地步？
他甚至一听枪声，就能判断出是不是杨靖宇的部队。
在他的精准“导航”下，日军得以死死咬住杨靖宇不放。
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在濛江的密林中孤身奋战，弹尽粮绝，壮烈牺牲。
他的牺牲，与程斌的背叛有直接关系。
程斌用战友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日本人对他很“满意”，为了奖励他，还专门安排他去日本的大阪、东京等地“观光游览”。
他成了抗联历史上最危险、破坏性最大的叛徒。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位嗅觉灵敏的程斌，再次展现了他“识时务”的本性。
他立马带着手下的警察哗变，把指挥部里的日本人都给抓了，摇身一变，又成了“抗日有功之臣”。
紧接着，他投靠了国民党，在第七十一军混到了上校副师长的位置。
可国民党的大厦也靠不住。
1948年沈阳解放，程斌一看大势已去，没跟着南逃，而是带着妻儿悄悄溜到了北平。
他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程志远”（也有资料称“陈子平”），伪造了一份“东北老游击队员”的简历。
趁着解放初期人员审查不严，他居然蒙混过关，进入了华北军区后勤部的军械处，成了一名解放军干部。
凭着对武器的熟悉，他工作干得还不错，甚至被提拔为少校。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最凶险的几步棋都走对了，从此可以把那段血腥的过去埋进土里，安稳度日了。
但他没算到，老天爷有时候，是会安排一些巧合的。
1951年春天，北京下了场大雨。
程斌出门办事，在前门洞附近躲雨。
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也淋着雨跑了进来。
两人不经意间对视了一眼，时间仿佛瞬间静止了。
对方，正是他当年的警卫人员刘其昌，一个跟着他一起叛变、如今也改名换姓在北京混日子的旧部。
两个心里有鬼的人，在这场大雨里不期而遇，彼此的眼神里全是惊恐。
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僵硬地点了点头，就各自匆匆消失在雨幕里。
可回到家，两人都是一夜无眠。
那年头，“镇反”运动刚刚开始，谁都怕对方为了自保，先把自己给供出去。
于是，极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程斌和刘其昌，几乎在同一时间，跑进了不同的派出所，互相举报对方是隐藏的抗联大叛徒。
公安机关接到两份内容惊人一致的举报，立刻察觉到事情不简单。
顺藤摸瓜，调查人员很快从日伪时期的档案里，翻出了“程斌”这个名字，以及他组建“挺进队”、围剿杨靖宇的全部罪证。
证据确凿，不容抵赖。
1951年5月12日，热河省人民法院对程斌作出判决，罪行极重，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行刑前，他提出想抽一支烟，被拒。
枪响之后，这个叛徒罪恶的一生，终于在承德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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