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汉口江边闷热得像一口蒸锅，码头工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躲在鱼龙混杂人群中的郭仁泰，正盯着对岸不断升腾的黑烟发呆。那是日军仓促撤退时留下的一片火海，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先前投敌、后又反正的那段经历，总像滚烫的煤渣一样烫在心头。此时，谁也不会想到四年后，他会坐在李先念的宴席上，向老上级递上一张“叛变名单”。
郭仁泰生于1900年，十来岁便在应城膏盐矿挑过盐袋。矿区帮会林立，汉留会号称“盐里江湖”，粗茶淡饭间就能决定一条街的生死。郭仁泰性子爽直，三两年便混到把头。可要维持“兄弟面子”，还得不时亮刀子，于是江湖味和匪气同他的人生紧紧缠在一起。
1938年春，陶铸奉命在应城开办“汤池训练班”。几天下来，他发现镇子上动静最大的不是地主老财，而是汉留会。数千号人若能归拢到抗日队伍里，鄂中防线就多出一道护墙；若失控，麻烦也大到没边。陶铸决定“先吃定老大”，指名要见郭仁泰。两人第一次碰面只谈三件事：打日本、不骚扰老百姓、再办一个“汉留培训班”。听完条件，郭仁泰没立刻点头，却把“义气”二字写在心里。他没想到，几天后自己会被国民党一纸文件关进大牢。
牢里的黑砖墙比夜色还沉。郭仁泰以为这回要废，没想到外头有人四处张罗保他——牵头的正是陶铸。几轮斡旋后，县政府放人。出狱那天，陶铸摊开营救名单给他看，“兄弟，你这条命，是百姓和同志用血汗换的”。这句话像铁钉一样钉进郭仁泰胸口，他当场拍胸脯：“以后听共产党的。”
应城失守后，郭仁泰拉起数百名矿工，靠捡国民党丢下的杂式步枪撑起一支抗日队。可装备薄弱终究抵不过伪鄂西保安司令杨青山的糖衣炮弹。1939年春，杨青山派人带着银元、美酒和一纸副司令任命书来游说，郭仁泰心动了，部队就此改旗易帜。短短三个月，他尝到“官味”也尝到“没底气”。虽然挎着洋刀四处招兵，但每逢夜深人静，总会想起陶铸那句“百姓用血汗换命”。
同年六月，李先念率部开进鄂中，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镇压伪军还是策反？参谋部意见不一。李先念下令暂缓进攻：“把郭仁泰争取过来，比打一仗划算。”他列出几条理由：汉留会底子好，郭仁泰没干伤天害理的勾当，人情世故看重讲义气。随后，陶铸披雨夜行，赶到郭营一座破祠堂里谈判。灯芯摇晃，陶铸一句“老郭，你心里还装着百姓吗？”砸得郭仁泰愣住。次日天蒙亮，他扯下伪军旗，改悬红底黄星，自此编入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当团长。
改编后的四十三团在随枣、枣宜一线硬杠日伪。战场最危险的总是第一排，郭仁泰坚持“团长和战士一个壕沟”，部下服气，战斗力日见上涨。可江湖旧交并未断根。1945年抗战胜利，杨青山被国民党调回鄂中整编，他又想起这位老伙计，多次暗示“形势变了，跟我干有前途”。郭仁泰笑着喝酒，却没再点头。
1949年1月，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冲刺。李先念时任湖北军区司令，驻在应城招待所。一天傍晚，他收到门卫递来的字条：“郭仁泰求见。”李先念放下茶盏，只说一句：“请。”当年那个穿粗布褂的矿把头，如今已是身着旧军装、鬓角花白的解放军团长。两杯陈酿下肚，郭仁泰突然把碗重重放在桌上：“司令员，我要举报，有人准备叛变！”李先念目光一凝，没插话。郭仁泰抹把汗，低声道：“杨青山，这回他亲自来找我，要我带兵逃去襄阳，等国民党反攻。”李先念沉思片刻，只说：“你放心。”
三日后，湖北军区保卫部在京山以北山口将杨青山擒获。档案记载，这位保安司令至死不明白：当年他的救命稻草，为何今日成了致命的刀锋。郭仁泰未参加押解，仍驻守在所属防区。临别时，他对随行参谋叮嘱：“告诉弟兄们，咱们挣的不是官位，是把老百姓从火坑里捞出来。”
李先念把这句话记在日记本上。1950年春，他在武汉军区干部会议上谈到整编经验时，总结了一个极简单却极管用的原则：识人，给路，扶正。曾经在汉留会混迹、两度误入歧途的郭仁泰，正是这一原则的活标本。此例也提醒所有将领——对人心的争取，比单纯的枪炮更具决定胜负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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