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冬，旧金山近郊的半山别墅外飘着细雪，室内灯光却亮得有些刺目。那天黄昏，42岁的蒋孝勇拿起钢笔，在台历背面潦草写下几行字，又默默放回抽屉。医生的最终诊断是食道癌晚期，他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已不多。
距离父亲蒋经国去世不过七年，台湾政坛风向急转直下。“李登辉路线”推进的本土化与“去蒋化”，令不少蒋氏后人坐立难安。蒋孝勇不能再像早年那样只做经贸生意、经常把玩雪茄，他觉得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否则父亲生前叮嘱便要落空。
回想1968年，当年19岁的蒋孝勇还在凤山陆军官校预备班行军。他因一次跳壕沟扭伤脚踝，被迫离队，往后再无穿军装领章的机会。这段伤病史令他终生自责，却也让他意识到，蒋家第三代若要立足，不能只倚赖枪杆子。于是，台大政治系的课堂、经贸公司的会谈、故宫典籍的案头笔记，都成了他补课的场所。
1973年秋，他与1949年出生的方智怡在台北完成婚礼。蒋介石身体欠佳，却坚持换上长袍马褂接见新人，以辟谣外界关于“蒋氏已故不发丧”的种种传闻。宋美龄握着方智怡的手，轻轻一句“好孩子”，让这位出身公务员家庭的姑娘彻底放下心来。蒋家长辈看重的不仅是才貌，还有能否在风雨飘摇的政治气候里保持分寸。
婚后，蒋孝勇在工商银行界混得风生水起，手可影响逾300亿台币资金。外表光鲜，却处处受父亲压制，不得过早插足政坛。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台北气候阴冷。灵堂外看似平静，暗流却翻滚。蒋孝勇那一年写下《我内心的千字文》，点名批评“借中华民国之名行独台之实”，舆论哗然。有人说他是“天真”，也有人说他“多管闲事”。
媒体风暴刚起，检调单位便以岳父方恩绪的公务工程为由展开调查。蒋孝勇知晓“大位”已不在蒋氏，遂决定带妻子与两个儿子远走温哥华。山坡上的房子不大，院里只有一株枫树，孩子们第一次学着自己割草。方智怡从未做过家务，却一句怨言也无。彼时他俩认为，风头过去再回台湾也许还来得及。
遗憾的是，病魔没有给他翻盘的机会。1996年1月，蒋孝勇突发吐血，被紧急送回台北荣总医院。他告诉妻子：“我要动刀，倘若不成，那两件事就拜托你。”所谓两件事，一是整理与保管蒋介石、蒋经国数十年的日记与档案；二是设法完成“父子同归溪口奉安”的夙愿。对话只有短短一句：“能办到吗？”方智怡握住丈夫的手，“我做不完，还有儿子。”
关于日记，蒋氏父子留下的文字量庞大：蒋介石自1948年至1972年的日记几乎日更，蒋经国则写到1981年。再加侍卫记录的工作日记，满满堆了六只防潮箱。蒋孝勇将它们随身带到北美，就是怕岛内政争时被不当利用。如今病榻在前，移交成了首要任务。方智怡开始逐页翻拍、编号、密封，并与美国胡佛研究所接洽存放事宜。她不懂政治细节，却知道这些手稿是一段特殊年代的原始见证，少一页都不成。
移灵更难。1996年盛夏，蒋孝勇在妻子陪同下回到奉化溪口，上岸的第一刻，他对当地工作人员说：“父亲想和祖父葬在一起，不想再分离。”大陆方面表态欢迎，但台北却顾虑再三。围绕时机、仪式、甚至棺木材质，争论从医院走廊延伸到立法院。蒋孝勇病情恶化，仍强撑着与弟弟蒋友常连夜通话：“能谈就谈，不能谈也要留个底稿。”声音嘶哑，却带着决绝。
1996年12月22日凌晨，病房灯光昏黄，他的心电监护线终于平直。当天清晨，方智怡把丈夫留在床头的那枚订婚戒指重新戴好，然后走出病房，直接赶往库房核对那几只日记箱。她知道，拖不得。移灵事宜则继续在两岸之间低调推进，几年后完成“双陵暂厝”，为彻底迁葬保留尾闾。有人问她累不累，她只淡淡回一句：“这是责任，不是买卖。”
至今，两件事仍在进行。日记影印本全部交美国保存，原件继续密封等待更合适的公开时机；奉化溪口的最终安置方案也几度细化。蒋孝勇当年的嘱托，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而中断，接力棒先落到方智怡手里，又落到下一代手里。历史档案静静躺在恒温库房，而山水间的溪口依旧炊烟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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