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秋风掠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新中国成立的礼炮余音未散，市区各大医院却依旧挤满伤员。三楼病房里，一位左臂绑着石膏、右腿裹着绷带的中年汉子静静坐在窗边，他叫傅兴贵，时年33岁。护士悄悄议论，这人身上弹片掏出十几块，医生都觉奇怪：同级外伤，旁人早已昏迷，他却仍能翻身下床倒水。
时间拨回1931年2月，湖北麻城县乘马岗乡付家榜村被敌军洗劫。谷仓空了，祖坟塌了，青壮披麻戴孝，乡亲们一遍遍念着被杀名单。15岁的傅家少年拿起门后那把缺口柴刀，冲进祠堂嚷道：“给把真家伙，我去当红军！”一句话像火药，引得在场汉子血脉偾张。
接下来的四年，鄂豫皖苏区几乎天天打仗。傅兴贵先是通讯员，转眼当上班长；枪口冒烟的间隙，他把缴获地图摊在地上研究，战友打趣：“小傅又琢磨鬼点子了。”正因这股钻劲，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被调往特务营，肩头星级没几天就换成营长。
同年11月，泸定桥北，特务营碰上三个团的堵截。雨夜里枪声嘶吼，他顶着三次冲锋，坚持指挥整整七十二小时。天亮时，钢盔被子弹掀翻，头皮血流不止。徐海东军长赶到前沿，听完汇报，只说一句：“此役记大功。”随后把剩余干粮全给了傅兴贵的营。
抗战爆发后，这位营长又随新四军转战大别山、皖东。直到1949年夏，二十余年征战，他落下一张二等甲级残废证、七枚军功章，还有一副换不回来的伤残躯体。
胜利后，湖北省民政厅要把他留在省直机关，理由简单：待遇高、医疗好、危险少。当年的副排长肖逸山此时已是优抚处长，拍着好友肩膀劝道：“老傅，这里条件好，留下吧！”回答很快，“不行，我得回山里。”对话不足十秒，却决定了此人后半生方向。
1950年初春，一辆敞篷卡车颠簸着驶进付家榜。山口处百余位老人拄着拐杖等候，看到傅兴贵那刻，哭声齐起。一位发丝全白的族老红着眼说，村子被敌军、日军烧了十三次，五百多条性命没能熬到解放。当晚，傅兴贵把组织优待的五百公斤大米直接分给一百多户缺粮人家，家家门口升起炊烟。
许多干部问他返乡打算，他拿树枝在地上画了三条线：绿山、修水、办学。第一步最难。山上弹坑比坟坑多，雨一下就泥石流。傅兴贵把全部复员费一百五十元换成五千株树苗，年轻人嗑着玉米棒子上山栽种，他就拿树枝测坡度，挑水浇苗。有人玩笑：“营长，现在又成营林长。”一年后，火炮岭冒出青色，十年后八千亩荒山披绿装。
水利工程随即展开。1956年夏，村里合计出劳力六万余工日，砌起三公里山渠，硬是把雨季洪水截进水库。次年，稻田亩产翻番，油茶、板栗也开始挂果。当地报纸说“贫困窝点变富裕样板”，但傅兴贵更在意下一代。他常念叨：“打仗靠子弹，富村靠人才。”
村里筹办小学却缺教师。傅玉华，旧时武汉女子中学学生，红军机要员出身，却因被迫嫁给国民党少校成了“问题人物”。众人犹豫时，傅兴贵当众拍桌：“我担保！”为了洗清她的历史，他跑郑州找已离休的戴季英核实，一趟来回两千里。戴老写下证明，还塞给他五百元慰问金。1957年秋学期，傅玉华站上讲台，首届三十名学生里后有六人考入中学，两人成为人民教师。
日子滚滚向前。1962年，付家榜实现户户通电；1966年，全村人均口粮超过四百斤；1973年，村办合作社购入第一台拖拉机，那位曾经的特务营长依然穿着旧军装，终年忙碌在山道与田埂之间。他讲得最多的仍是那句老话：“别忘了当年牺牲的人。”
他从未给自己修过新屋，依旧住在祖屋的半壁青砖房。早年分到的残疾军人补助、后来评先进奖下的钱，全投入村里的水库加固、学校扩建。统计过，两万多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1985年冬天，傅兴贵因旧伤感染离世。村民自发抬棺到山顶松林，坟前只立一块石碑，刻着四行字：红军营长、二等甲级残废、返乡建设、钱财捐尽。碑后的山风呼啸，仿佛仍在讲述那段由血与火写就的故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