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的一天傍晚，秀山县城气闷得很，闷热的风把街角的红砖墙吹得“沙沙”作响。临近收摊时，裁缝李木富抬头瞧见县文化馆门口贴着一张寻人启事——北京来的段苏权老将军，正在寻找半个世纪前救过他的乡亲。李木富愣神了好一会儿，随后轻轻拍了拍桌子：“怕是说我吧？”八十六岁的他声音有点哑，话却冲着站在门边的儿子喊出去。
儿子李勇还没弄清楚状况，被拉进里屋。老人坐在油渍斑斑的缝纫机旁，把一截残破布料摊在案上，“那年就是用这料子，缝了个兜子装药。”说到这儿，李木富目光微微发亮。那段旧事，家里只在深夜说过几回，如今总算浮到水面。
时间回到1934年11月26日。湘西边缘的邑梅镇，枪声碎响。红二、六军团独立师顶着近万敌军的围堵，硬扛二十多次战斗，好不容易撕开缺口，却付出惨重代价。师政委段苏权右脚踝被子弹击穿，骨头碎裂。敌情紧逼，担架拖慢了队伍，王光泽师长咬牙决定分兵——通讯班长李通珍深夜将段苏权安置在秀山深处一个小村子，然后火速折回主力。
第三天清晨，村头田埂上雾气未散，李木富挑着针线盒给邻村送衣。远远瞅见稻草旁躺着个血迹斑斑的小伙，窗外草叶正滴水。没等他靠近，三名团丁已亮出刺刀围了上去。李木富赶忙拱手：“留条性命，身上有银元。”团丁搜走一块大洋，扭身离去。短促僵局过后，李木富把段苏权扛回附近土地庙。庙里神龛倒塌，只剩半截香柱，却比露天安全。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夜幕里火把常闪过山坳。两口子商量后，把伤员转进后山岩洞。洞口乱石杂草，白天看不出半点痕迹。李木富每天黎明前和傍晚后，用竹筒盛稀饭钻山缝送进去。药难寻，他拆下自家棉被纱线，配合草药给段苏权包扎。一个月后，勉强能拄拐杖行走的段苏权说：“我该走了，再拖下去大家都危险。”李木富为他削了两根杉木拐杖，又缝了个竹筒讨饭袋。离别时，只剩短短一句：“活下去。”
沿着山谷一路乞讨，段苏权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他从老乡处得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驻地在山西太原，随即北上。任弼时见他时，握住他的手久久不语，那一年段苏权22岁。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里，这个曾被追认为“烈士”的青年，一步步成长为华中野战军纵队司令、志在必得的“拼命三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胜利来临后，段苏权常在深夜翻动当年的竹筒，心底只剩一个念想——找到那位秀山老乡。可名字、住址一概不知。1960年代风雨飘摇，动荡不断，寻找之事被反复耽搁。等到改革开放，交通稍便，1983年盛夏，他终于踏上川黔交界的山路。可村名改了，山洞被风雨侵蚀，线索寥寥。
将军遗憾离开，消息却在秀山传开。李木富起初还将信将疑，直到县委干部拿来报纸。“当年背红军的那人，可是你？”有人问。老人许久不语，兜里掏出褪色的银元，叮当作响。“我一直拿着它作个念想。”他像怕人不信，掀开右肩衣袖，旧年累下的压痕依稀可见。
县里很快把调查报告寄往北京。收到李木富照片时，段苏权压抑不住激动，亲笔回信：“他是红军的亲人，值得敬重。”又接连托人汇去几笔钱。李木富推辞：“我不要钱，他活着，值了。”但看着县里送来的“红军的亲人”木匾，他仍把它挂在堂前最显眼的位置。木匾下摆一方老旧竹筒，被他仔细上了清油，见者无不动容。
1993年9月28日，78岁的段苏权因病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秀山老裁缝拄着拐杖站在村口，望向北方，沉默许久。这位没出过远门的老人或许不知道，首都八宝山里，任弼时夫人陈琮瑛含泪回忆：“长征路上我们已给段苏权开过追悼会，他却拖着碎脚爬回来了。”人群里还提到那位救命裁缝，可惜路远山高，老人身体也已不再支撑长途跋涉。
多年后，当地史志办公室整理资料，特意给李木富的事迹留了一章。有人评价他“舍己救人”，他说得轻飘飘：“就觉得该帮。”一句平常话，道出普通百姓对革命队伍最纯粹的情义。段苏权一生戎马，留下的勋章厚重如山；而山里裁缝的一只竹筒、一锅稀饭，同样镌刻在历史深处。荣光有时悄无声息，却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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