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逝世后，李淑贤不肯改嫁，为独享遗产打了十年官司，结果如何|我的前半生|李淑贤|溥仪|溥杰

1984年3月，北京西城一家小型律所里，48岁的李淑贤把厚厚的传真件摔在桌上，“我不同意！”声音并不高，却透着倔强。意大利影片《末代皇帝》制片方递来的合同上，授权人栏赫然写着“李文达”三字，而那本《我的前半生》明明是她丈夫的遗稿。她盯着纸页，指节发白，半晌没说话。

李文达是谁？出版圈里的人清楚：群众出版社编辑，二十年前负责协助溥仪修订回忆录。在大多数读者眼中，他不过是技术性“润色”，可这一刻，他成了唯一的签字人。电影的报酬高得惊人，李淑贤心里明白，若放弃追究，今后就再无翻盘机会。

镜头回溯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病逝北京医院，终年六十一岁。病床旁，李淑贤哭到脱力，医生递水，她连杯子都握不稳。这位出身天津贫苦人家的护士，与末代皇帝相濡以沫不过五年，却仿佛用尽全部力气。守丧期间，她没让任何亲戚帮忙，坚持亲自料理遗体、致谢花圈。朋友劝她改嫁，她只是摇头：日子苦一点没什么，人要守义。

其实，夫妻相识过程充满戏剧性。1962年2月，周振强在政协礼堂偶遇李淑贤，觉得朴实能干，遂充当月老。比李大九岁的溥仪披着藏青中山装赴约，言语谦和，这让曾遭继母卖妾的女孩生出信任。四月，两人在北京登记。婚宴简朴，连冰糖葫芦都是李淑贤自己串的。

婚后裂痕很快显露。溥仪因少年阉割导致内分泌异常，需要定期注射激素。李淑贤发现后几乎崩溃，“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溥仪低声道歉，“怕你转身就走。”她终究心软，把针剂包装锁进抽屉，却也明白这段婚姻注定无子。1963年11月，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接见中，周总理安慰二人：“没有孩子也能成一家人。”那一句话，让李淑贤按下离婚念头。

转眼1964年，肾癌找上溥仪。手术、放疗、再入院，病榻成了他最后的舞台；李淑贤昼夜看护，手背常被药瓶的冷气冻得发青。1966年底，医生发出“最多一年”的预估，李淑贤却仍咬牙给丈夫洗头刮脸。有人感叹她是“皇后命”，她回答：“我是护士，这是职责。”

遗憾的是，溥仪留下的可继承财产并不多。真正值钱的，是那本记录清朝终结与伪满洲国内幕的《我的前半生》。早在抚顺管理所服刑期间，管理人员就鼓励溥仪动笔。溥杰代笔、伪满旧臣补充资料，再加上李文达统筹修改，1958年油印本随即面世。1964年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引发读者抢购，当年印数突破三十万册。稿酬虽不高，但著作权却在法律上归作者所有。

溥仪逝世时，《著作权法》尚未出台，遗产继承依照《继承法》处理。按照规定，配偶优先。李淑贤自认是当然继承人，可大环境混乱，没人专门替她办理登记。李文达则认为自己“与作者共同创作”，对作品拥有署名与经济收益。双方分歧自此埋下。

1983年12月，《末代皇帝》立项。海外团队急需原著改编授权，他们找到李淑贤，对方开价三十万美元，却迟迟不敢签字：律师提醒她，需要确认是否独占权利。制片方转而联系李文达，后者爽快应允，还被聘为影片顾问。消息传到李淑贤耳中，她立即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确认著作权归己，并追究李文达非法授权责任。

第一次庭审在1984年11月举行。李淑贤带来结婚证、溥仪死亡证明、出版社发票等材料；李文达提交的是合作修改合同，以及出版社证明他“参与创作”。审理期间，法官多次组织调解未果。案件拖延，一拖就是十年。其间，《末代皇帝》上映，票房与奖项双丰收，李文达获得高额顾问费；李淑贤只能隔着银幕，看丈夫旧影被改编成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