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6日深夜，北京那晚冷得吓人。
就在协和医院那个并不宽敞的病房里，突然爆出了一嗓子，把值班护士都给吓了一激灵。
喊这话的人，身上插满管子，疼得满头虚汗，嘴里却还在嚷嚷：“孟大夫，你救救我，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啊！”
这话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人不是什么劳动模范，也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他是爱新觉罗·溥仪。
没错，就是那个曾经在太和殿里坐过龙椅、让文武百官磕头的清朝末代皇帝。
谁能想到，这位半辈子都在做梦复辟的“真龙天子”，临死前最放不下的，竟然是他在政协的那份文史专员的工作。
把时间往回倒几个小时，这会儿的溥仪，其实已经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人了。
肾癌晚期，再加上严重的尿毒症，这病搁现在都难治，更别提那个年代了。
这位以前在紫禁城里吃顿饭都要摆一百多道菜的主儿，这会儿肚子胀得像个充满了气的皮球，连上个厕所都成了奢望。
本来吧，孟大夫早就建议手术，可溥仪那脑子里的老观念根深蒂固，死活不让人动刀子，非要喝中药。
结果呢，这一拖，就把自己拖到了悬崖边上。
那天晚上，病房里来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客人——范汉杰和李以劻。
这画面简直绝了。
这俩人以前那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跟共产党那是死对头，跟清朝皇室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结果世道变了，大家都进了战犯管理所这个“大学校”，出来后又都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班。
昔日的国军中将和末代皇帝，现在成了同一个办公室捧茶杯的同事。
看着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的溥仪，这俩老哥们儿也就只能在旁边干坐着，那是真帮不上忙。
等到溥仪稍微清醒一点，一眼瞅见这俩老同事，那个原本已经灰暗的眼神，突然就亮了一下。
这大概就是老话说的回光返照。
他当时就急了，让媳妇李淑贤赶紧去找主治大夫孟宪民。
等孟大夫火急火燎赶过来，溥仪那只枯瘦的手死死抓着大夫的白大褂，那种求生欲简直到了顶峰。
这会儿的他，早就不记得什么“朕即国家”了，他脑子里想的特简单：只要能活着，哪怕是多写几页回忆录也行啊。
这人啊，一旦从神坛上摔下来变成人，那才算是真的活明白了。
说起溥仪这后半辈子，确实挺魔幻的。
1959年特赦那一会儿，他拿着特赦通知书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办户口。
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小民警问他住哪，这老哥脱口而出：“紫禁城。”
民警估计都听懵了，只好告诉他那地方现在叫故宫博物院，你要住这儿得买票。
也就是在那一刻，溥仪才算是彻底清醒了：皇宫没了，但他有了个更值钱的东西——北京市民的户口本。
后来总理给他安排了工作，先是在植物园浇花，后来去了文史资料委员会。
这活儿对他来说太对口了，毕竟清宫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没人比他更清楚。
他那是真把这当个正经事儿在干，每天戴着老花镜在那扒拉史料，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可惜啊，老天爷没给他留太多时间。
就在那个生命最后的夜晚，除了想工作，溥仪其实还在死撑着等一个人——他的亲二弟，溥杰。
这哥俩的感情，那绝对是过命的交情。
当年在伪满洲国，日本人为了控制皇室血脉，非要逼着溥杰娶那个日本女人嵯峨浩，想生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继承人。
那时候哥俩就在那个冷冰冰的伪皇宫里抱团取暖，后来又一起在苏联坐牢，一起回国改造。
对于溥仪来说，这一辈子亲人虽然多，但真正跟他一条心的，也就剩这个弟弟了。
眼看着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溥仪还死死拽着范汉杰的手不放，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别走，再等等，等二弟来。”
那时候通讯可没现在这么方便，李淑贤在旁边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溥杰。
孟大夫在旁边看着直摇头，私底下已经悄悄跟家属交了底：准备后事吧，也就这几个小时的事了。
在这个冰冷的夜晚，末代皇帝所有的尊严和排场都成了笑话，唯有那份对亲情的渴望，让他看起来像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溥杰那边一接到消息，那真是疯了一样往医院跑。
可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喜欢捉弄人。
当溥杰气喘吁吁地冲进病房的时候，溥仪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
哥俩隔着那道门，虽然距离只有几米，但实际上已经是阴阳两隔。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
这一年，溥仪61岁。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太监宫女，没有王公大臣，只有几个昔日的国民党败军之将，一个半路夫妻的护士老婆，还有一个没赶上见最后一面的弟弟。
这就完了？
这就完了。
没有轰轰烈烈的宫廷政变，也没有凄凄惨惨的国破家亡，他就这么平静地死在了新中国的医院里。
对于溥仪来说，这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
毕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活着走下龙椅，还能领到退休金，最后还要吵着给国家打工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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