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湖南局势那是相当热闹。
四野大军压境，国民党那边已经是兵败如山倒。
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个叫罗湘的地方武装首领，带着整整8000号人马，扛着上千条长枪短炮，浩浩荡荡地来投诚了。
说实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这么大一份“见面礼”，换谁都得乐得合不拢嘴。
46军军长詹才芳当时那是高兴坏了，觉得这事儿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二话不说就给华中局发了电报，提议让这个罗湘当137师的副政委。
按理说，这就是个顺水推舟的事儿。
人家带资进组，给个高管当当，那是统战工作的“基本操作”。
可谁都没想到，电报到了华中局第二书记罗荣桓手里，画风突变。
罗荣桓扫了一眼名字，眉头都没皱一下，直接回了几个冷冰冰的字：“此人不够资格，先去学习改造！”
詹才芳接到回电时整个人都懵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被拒之门外、甚至被勒令“回炉重造”的罗湘，竟然是罗荣桓的亲弟弟。
这事儿要是放在旧军阀那个圈子里，绝对能让人笑掉大牙。
亲弟弟带兵来投奔，那就是自家人，怎么着也得封个高官，以此壮大罗家的势力啊。
但在罗荣桓这儿，血缘关系不是晋升的阶梯，反倒成了一道最难跨过的“鬼门关”。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个二十多年，看看这对兄弟那是咋回事。
说起来挺有意思，在衡东罗家，罗湘当年的起点其实比罗荣桓要“顺”得多。
少年时代的罗荣桓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在那个乱世，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1926年，罗荣桓满腔热血想考黄埔军校，结果也是倒霉，因为深度近视，连体检那关都没过。
反倒是小他3岁的弟弟罗湘，身板好、脑子活，在哥哥的鼓动下顺利考进了黄埔，成了蒋介石的“天子门生”。
这时候命运就跟俩人开了个巨大的玩笑：没考上军校的罗荣桓，后来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在红军队伍里摸爬滚打，成了政工元帅；而科班出身的罗湘，毕业后顺理成章进了国军，当起了排长。
1929年，罗荣桓在闽西给弟弟写过一封信，苦口婆心地劝他：“国军那边早晚要完，不如回家种田。”
可惜那会儿罗湘年轻气盛，觉得自己也是正规军出身，前途一片光明，哪里听得进哥哥的劝告？
这一拒绝，兄弟俩就在战场上隔绝了整整二十年。
罗湘的梦醒得很慢，但也特别痛。
在国军混了十几年，眼看着同僚贪污腐败、升官发财，自己却因为没背景、看不惯鱼肉乡里而处处碰壁。
直到1948年，他算是彻底看透了，辞官回乡。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败退前的疯狂抓丁拉夫，让罗湘彻底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祸害”。
这位前国军军官终于拿起了枪，利用罗家的声望拉起队伍保境安民。
当他听说五哥罗荣桓的大军打回来时，毫不犹豫地率部起义。
说句公道话，罗湘这8000人马在衡宝战役中是立了实打实的大功的。
詹才芳提议让他当师副政委，单纯是从军事统战角度考虑，毕竟有功得赏嘛。
但罗荣桓站得更高，也看得更透。
他对身边人说了一句大实话：“罗湘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当副政委？”
在解放军的体系里，政委那是管灵魂、管方向的，让一个刚从旧军队脱离出来、思想还没完全转变的旧军官去抓思想政治工作，这不就是让厨子去修表——乱套了吗？
罗荣桓的“无情”，其实是对部队负责，更是对弟弟负责。
在这个位置上若德不配位，以后出的乱子只会更大。
在革命的账本里，功劳是功劳，能力是能力，从来不能搞混淆。
被亲哥哥“撸”了下来，罗湘心里有没有怨气？
估计多少有点。
但他最终还是听了哥哥的话，老老实实去了中南军政大学“回炉”，后来在河南踏踏实实工作。
事实证明，罗荣桓不仅是救了他的政治生命，更是给他指了一条能走得长远的正道。
这种“六亲不认”的风格，贯穿了罗荣桓的整个晚年。
有一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有一年，罗荣桓的亲大哥来北京看病，罗荣桓冷冷淡淡，没几天就打发大哥回去了。
没过多久，一个当年在老家掩护过罗荣桓的农民老乡来京，罗荣桓却又是设宴款待，又是派车陪同游览。
儿子罗东进看不懂了，问父亲为什么对亲大伯那么冷，对老乡那么热？
罗荣桓的回答，即使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他的意思很直白：那个老乡虽然跟我们没血缘，但他是阶级兄弟，当年那是把脑袋别再裤腰带上帮革命；至于你大伯那些亲戚，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躲得远远的，生怕受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想来沾光？
门都没有！
血缘关系是爹妈给的，但战友那是拿命换来的。
在罗荣桓的家里，特殊的待遇是绝对的禁区，哪怕是亲生儿子也不例外。
罗东进兄妹俩上小学时，每周末回家都得挤公交。
有一次兄妹俩贪玩错过了末班车，实在没办法让老师打电话叫家里的车去接。
结果一进门，迎接他们的不是热饭热菜，而是父亲的一顿痛骂。
罗荣桓当时就急了，说车是组织配给他工作的，不是给孩子撑场面的，这点路都走不回来，将来怎么凭本事吃饭？
这种严苛，直到罗荣桓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松动。
1963年冬，元帅病危陷入昏迷。
还在哈军工读书的罗东进闻讯请假赶回北京。
罗荣桓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床边的儿子，第一句话不是交代后事，而是既惊讶又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回来了，学校没放假，不能因为私事耽误学习。
当得知儿子是特意来看自己最后一眼时，这位一生都在为信仰和原则“守门”的老人长叹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的教诲。
他告诉儿子，你是革命干部的儿子，这顶帽子不能当饭吃，对自己要更狠一点。
有些原则，一旦开了口子，就像决堤的洪水，再也堵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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