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早春，平壤大同门外的柳树刚冒芽。王兴复站在桥头，看着河水卷着残冰缓缓流走。他低声说了一句：“真想回家。”身旁的妻子吴玉实听见了，只轻轻拍了拍他的袖口，没有多问。八年前，他为她放弃中国国籍，如今这句看似随口的思乡话，却成了后半生轨迹的转折点。
时间拨回到1950年10月。那时的王兴复二十三岁，随着第一批入朝部队跨过鸭绿江。后勤序列里，他负责给前线运送粮弹，打仗的火光隔着几座山都能看见。子弹不认人，运输线一样危险，他在炮火缝隙中跑了三个寒冬，活了下来，也把一颗心留在了朝鲜。
战事停歇后，志愿军留下一支二十五万人的部队帮助重建。废墟之中，房梁倾倒、稻田荒芜，很多家庭只剩老弱妇孺。组织要求每名士兵帮扶一户百姓，先把屋顶修好、把地翻好，再谈其他。王兴复被分到平安南道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一户人家，女主人带着唯一的女儿艰难度日，女儿就是吴玉实。
起初，两人只能借翻译说话。王兴复把津贴换成木料、粮食，先给她们补了墙，又帮打了口井。夜里，他守着油灯写家信，吴玉实则蹲在门口缝补他的棉衣。语言障碍挡不住年轻人的眼神交流，半年时间，俩人能互相听懂七八成土话，笑料也越来越多。感情，就是这时悄悄生根。
1958年末，国内传来消息：志愿军准备最后分批撤回。部队纪律写得清楚，官兵不得与当地女子通婚。王兴复心里焦躁，整宿睡不踏实。临撤前的那个夜晚，他把翻译喊来当见证，用最简单的朝鲜语告诉吴玉实：“我喜欢你。”吴玉实抹掉眼泪：“留下，我嫁你。”一句话，定了他的归宿，也让后续程序变得异常复杂。
志愿军领导听取汇报时，场面安静得能听见铅笔划纸声。规章是死的，人心是活的。高层经过反复研究，提出“就地复员”办法：王兴复脱下军装，身份转换为平民，再由朝鲜方面办理入籍。对于两国而言，这既避免违纪，也顺水推舟成全了佳话。志愿军司令部最终批示：同意。
1959年3月，平壤民政厅贴出结婚公告。王兴复换上朝鲜族礼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吴玉实穿白底花纹韩服，脚步轻得像风。登记那一刻，双方都签下新名字——王兴复，朝鲜公民。离开大厅，老同事递给他一包巧克力，开玩笑：“以后回国，得排队办签证喽！”他大笑，却没意识到这句戏言会成为十几年后的现实插曲。
入籍后，王兴复被安排到平壤一所华侨小学任校长。麦克笔写汉字，他得心应手；讲抗日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他把中国的算盘、竹笛与朝鲜的象帽舞结合搞文艺汇演，小学在当地出了名。生活朴素而安稳，五年内，他们有了四个孩子。日子像井水，清淡却踏实。
可思念也像水，一点点渗进骨缝。1967年初，王兴复收到国内表弟的书信，得知老母亲病重。信纸上墨迹已模糊，他心里却清楚：血缘的拉力从没有消失。那天，他对吴玉实说：“我想重新成为中国人。”吴玉实沉默片刻，只回答一句：“哪国籍无所谓，你在哪，我就在哪。”这种朴素的信任，给了他递交申请的勇气。
手续并不轻松。按朝鲜法律，退出国籍需逐级审批，既要说明理由，又要承担高额的补办费用。中国驻朝使馆收到材料后，也需要核实背景。前后折腾九个多月，王兴复和孩子们恢复了中国国籍，吴玉实暂留朝鲜籍。身份改变，他们依旧住在平壤，王兴复继续当校长，只是心里那扇窗户，被推开了一条缝。
七十年代末，中朝人员往来渐渐宽松。1979年，王兴复满头白发再走进中国使馆，这一次，他的申请很简单：全家回到辽宁老家定居。他递交材料时笑了笑：“想领孩子们去瞧瞧长城，看看真正的黄河。”使馆工作人员点头，表示会尽快向国内汇报。两年后，批文终于下达。
1981年7月，王兴复一家六口乘坐图们江边的列车踏入国门。此时，他五十四岁，吴玉实四十七岁。火车进站，王家老屋门前挂起红灯笼，街坊邻居把鞭炮摆成一排。阔别二十多年，这条土路依旧尘土飞扬，却比任何迎宾大道都让人心安。
回国后，王兴复调入县教育局，负责侨务联络。吴玉实开始学汉语，从拼音到报纸，用了三年，能流利交流。孩子们在乡镇学校就读，性格爽朗，功课顶用，常被老师请上台介绍自己的“跨国”童年。对他们而言，“中国”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放学路边的糖葫芦、清明时的纸鸢，是父亲讲述的鸭绿江边故事。
外人常问：“当年如果不改回国籍，会怎样？”王兴复只是摇头：历史没有如果。那些奔波与手续，看似反复，可如果没有前一次的抉择，就不会有后一次的团圆。若问值不值得，他会拍拍胸口，说一句：“一家人整整齐齐，这就值。”
王兴复与吴玉实在九十年代相继退休，茶余饭后，两人经常比较中朝两种家常菜做法，为小孙子示范炒辣白菜加老抽还是加酱油。邻居听不懂夹杂的朝鲜语，却能感受到这对老人平和的气息。旁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院里那面双旗同框的小布帘——那不是政治姿态，只是夫妻俩对过往岁月的一种私人纪念。
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商业元素，却在平凡角落里折射出两国人民的情感交汇。1959年，他选择留下；1967年，他选择改回国籍；1981年，他带着妻儿返乡。三次选择，贯穿整整三十年，写在纸上是寥寥数字，落在生命里却是沉甸甸的重量与温度。
王兴复去世前，把那张1959年的《朝鲜公民证》与1981年的《中国居民证》放在同一只铁盒里，叮嘱孩子好好保存——前者见证爱情，后者承载乡愁。“一条河，两面岸。”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或许，真正的归宿，从来不仅关乎地理，更关乎心里那盏灯在哪一侧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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