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空气安静得只听见点滴落下的声音。
一位九十八岁的老人躺在那儿，甚至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
谁都以为这老头会嚎啕大哭，或者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结果呢？
他只是费力地抬了抬眼皮，没流一滴眼泪，甚至连情绪都没太大起伏，只是淡淡地挤出一句话：“看来，我这只老猫还是抓到了耗子。”
这老爷子就是马寅初。
把时间倒回去，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那是真的不容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当时的社会风气特别简单直接，主流声音就一个：人多力量大。
刚打完仗嘛，大家都觉的人就是战斗力，人多好办事。
再加上那时候咱都学苏联老大哥，苏联因为二战死了太多男人，急需恢复人口，所以拼命鼓励生孩子，生得多的那是“英雄母亲”，那是光荣。
在那会儿，你要敢说“人太多了”，那感觉就像现在跑到相亲角说“结婚没用”一样，是纯纯的找骂，跟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对着干。
但马寅初这人，倔。
他是个搞经济学的，不爱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就喜欢往乡下跑。
这一跑不要紧，他在浙江搞实地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吓人的事儿：这人口增长率就像是刹车失灵的大货车，每年都在狂飙，可地里的粮食、国家的钱袋子，根本跑不过这一张张等着吃饭的嘴。
一九五七年，七十五岁的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直接就把他的《新人口论》给抛出来了。
他的意思其实特别大白话：国家兜里就那点钱，要是全被新增的人口给“吃”光了，哪还有闲钱去盖工厂？
哪还有钱去搞原子弹、搞科研？
这老头还在现场算了一笔账：照当时那个生法，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得是个什么数？
那简直不敢想。
到时候，别说什么赶英超美了，全中国人都得为了“填饱肚子”这一件事儿，把命都搭进去。
可惜啊，那是个特殊的年代。
这番逆耳的忠言，瞬间就被唾沫星子淹没了。
有人骂他是马尔萨斯那一套，有人说他没人性。
面对铺天盖地的围攻，这倔老头愣是一步没退，留下了那句硬邦邦的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的人口来了个“无序狂奔”。
时间一晃到了七十年代，上头领导拿过经济报表一看，不对劲了。
咱们的粮食产量明明年年都在涨，工厂也建了不少，可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还是紧巴巴的？
裤腰带怎么还是勒得那么紧？
原因很简单：这就像往汤里不停加水，肉再多，分到每个人碗里，也只剩个肉味儿了。
新增的那点财富，全被这一波又一波的新生人口给稀释没了。
这会儿，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其实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那时候有个非常深刻的判断：既然咱们搞的是计划经济，那“人”作为生产的主体，怎么能没计划呢？
这就好比你开公司，生产多少产品都有数，招多少员工却没数，那公司不还得黄？
这一家生几个，看着是两口子的私事，可当四亿个家庭都闷头生的时候，这就成了关乎国家能不能活下去的大事。
终于，到了七八年、八零年那会儿，国家下了狠心，把“计划生育”定成了基本国策。
这决定做得有多难，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
在一个讲究“多子多福”、讲究“香火”几千年的国家，搞这个政策，那是跟传统观念硬碰硬。
咱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聊，说如果不搞这一下，现在会怎么样？
有专家做过推演，如果不踩这脚急刹车，照着以前那个惯性生下去，中国今天的人口可能已经突破26亿了。
26亿，这是个什么概念？
比现在多了差不多一倍。
要是真有这么多人，咱们现在根本不用讨论什么房价、什么内卷，因为第一关就过不去——吃饭。
咱们现在的耕地红线是18亿亩，养活14亿人已经是精耕细作加上全世界买粮食了。
要是26亿张嘴，估计国家所有的外汇都得拿去买大米白面，甚至买遍全球都不够吃。
再说说钱的事儿。
咱们常说“人口红利”，但这玩意儿有个前提，就是你得有人给这些人提供工作，这些人得能创造价值。
如果是26亿人，国家赚的每一分钱，都得拿去盖小学、建医院、发低保。
想修高铁？
想搞5G？
想登月？
做梦吧，根本没那个闲钱。
中国很可能会掉进那个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永远把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给抵消掉，国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温饱线上挣扎。
这就好比一家人，挣得不少，但生了二十个孩子，那这日子也就是刚够喝粥，永远别想买车买房。
还有更可怕的。
改革开放初期，咱们是靠廉价劳动力接了全球制造业的盘。
但如果人口是26亿，那劳动力就不叫廉价了，那叫白送。
工人的工资可能几十年都涨不起来，因为你不干，后面有一万个人排队等着干，给口饭吃就行。
到时候，城市外围会被数以亿计的贫民窟包围，几亿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满大街晃悠。
你看看现在世界上某些人口失控、又没产业支撑的国家，那种乱哄哄、脏兮兮、穷得叮当响的样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平行时空。
所以，咱们今天站在空调房里，刷着手机，讨论老龄化、少子化的时候，得承认一个挺残酷的事实：当年的“一孩政策”，那是那一代中国人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硬生生扛下来的巨大牺牲。
这是一场“刮骨疗毒”。
疼吗？
那是真疼。
钻心的疼。
多少家庭为了这个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些失独家庭的痛苦，那些现在独生子女给父母养老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必须想办法解决的“后遗症”。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正是因为这几十年的“急刹车”，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
现在情况又变了。
出生率下来了，老龄化来了，国家开始鼓励三胎。
这可不是什么“翻烧饼”，也不是政策没准谱，而是因为时代这艘船，开到的海域不一样了。
当年的中国，是一艘严重超载的小破船，水都快漫进来了，必须得扔掉点包袱，不然全船人都得沉；今天的中国，是一艘在大海里破浪的巨轮，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来当燃料，得有人接班开船。
马寅初当年的那套理论，核心其实不是“少生”，而是“计划”。
说白了就是，人口这事儿，得跟家底子匹配。
既不能多到把资源吃光，也不能少到让发展停滞。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挺有意思。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光是那个年代的一剂清醒剂，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旧账。
它告诉咱们，在这么大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决策稍微慢半拍，可能就需要好几代人来还债；而任何一个当下看着特别难、特别痛苦的正确决定，只要扛过去了，就能让后世子孙享福。
现在咱们站在又一个人口转折的路口，回头看看马寅初那个倔强的背影，也许心里能更有底一点。
毕竟，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资源，就看咱们怎么用脑子去平衡这中间的杠杆了。
一九八二年5月10日，马寅初走了，享年100岁，也算是个喜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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