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的长江夜里，寒风裹着雾气扑面而来，客轮汽笛划破水面。船舱里忽然传出一阵骚动，“林副主席的外甥女同我们同船！”有人小声又急切地告诉同伴。就在这个并不算宽敞的三等舱内，一位四十岁出头、头发夹杂几缕白丝的女子正淡定地理着随身行李，听见议论，她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没有辩解，也没有承认。
当月初，《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九大闭幕的消息，林彪被写进党章——“接班人”这三个字几乎成了政治符号。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姓林的这名女子心生一计：同乡，同姓，年龄对得上，再添上几段只言片语的家族“秘闻”，一块足以在人们想象中发光的招牌就这样被她举了出来。
她原本在四川某厂当统计员，工作不轻松，可日子也不算差。可惜她对那些枯燥数字毫无兴趣，偏爱被人簇拥的滋味。此前，她在车间里试探性地说过：“林副主席对我父亲当年多有照顾。”同事听后一愣，旋即对她客气许多。味道不错，她决定加大剂量。
为了让“林家外甥女”的外衣更贴身，她请了长假，揣着全部积蓄踏上返乡路。路线选得讲究：成都坐车到重庆，再转船到武汉，刻意拉长行程，就是要有更多机会“偶遇”。果然，在万县码头，一名去湖北搞调研的参谋主动坐到她旁边。女子轻描淡写抛下一句：“我母亲是林副主席的大姐。”参谋半信半疑，却已放下戒心，沿途帮她提水买饭，态度越发殷勤。
船到汉口时，一名乘客向派出所打了电话，“船上有人冒充首长亲属”。文革年代，对涉及中央领导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敏感。民警冲到码头将女子带走。她却不慌，反而从容报出了武汉钢铁公司的地址，说那里的亲戚能证明身份。
派出所的同志找到她所谓的“表弟”。这名在武钢炼铁车间干活的小伙子心里打鼓：表姐要真被定成政治骗子，后果难料；要是硬把她撇清，亲情又过不去。权衡之下，他硬着头皮背了书：“是的，她是首长外甥女。”一句话，给公安审查踩下急刹车。
湖北省革委会接到电报后，当晚调派吉普车把人接走；地方干部一看省里来车、部队陪同，也就信了七八分。女子踏进林家大湾时，正逢初冬细雨，她撑着一把旧油纸伞，步子迈得稳当，心里却翻江倒海——演到这一步，场景比设想还要顺利。
在旧居，她指着墙角的织布机说小时候在旁边捡梭子，听起来像模像样，讲解员当即红了眼眶，主动拉她合影。有意思的是，不少村民提着自家腊鱼、花生赶来，“外甥女，尝尝家乡味！”这种热闹从白天延续到夜里，连工作组也忙前忙后安排食宿。
几天后，她提出想进县城看看。一辆吉普车把她、那位参谋和一名司机送到黄州招待所。欢迎宴会摆在晚上，县里的武装部长崔玉光也到场。头两杯酒下肚，女子按捺不住兴奋，话锋变得夸张：“建设搞不好，我舅舅可是要撤你们职的！”一句失口，瞬间让崔玉光眉头紧皱。
散席后，崔把县革委副主任邱国柱拉到一旁：“这人不对劲，越听越像戏文。”邱点头，两人商量先把她送回林家大湾，交民兵看护再审。参谋也被请去做笔录。
第二天清晨，女子被请到旧居旁的屋子里，面对三张凳子、一壶热茶。审讯并不激烈，问题直指细节：母亲的生辰八字？林家祖坟方向？几番追问，她终于垂下头，写下交待材料。她承认患有轻微精神分裂症，主要动机是想“风风光光回趟老家”。
处理意见并未外传太多。一来，女子确有病史；二来，闹剧虽然离谱，却未造成实质性政治后果。最后，县里把情况函告四川原单位，请对方“加强思想教育”。吉普车被收回，参谋返回部队，林家大湾重新恢复宁静。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冒充事件让当地干部意识到，仅凭少数“上级”口头通知和外在排场便全盘接受信息，风险极大。随后的几个月，湖北各地陆续开展了“亲属核查”，凡自称高级干部亲友者，须两级组织交叉认证，才可享受接待。
回看整起事件，时势是最大的推手。那个年代，对领袖的崇敬与对信息核验的薄弱并存，一块金字招牌足以让常识失声。林姓女子的手法并不高明，成功在于抓住了人们心中的“绝对权威”与“盲目信赖”。
她后来怎样？据原单位的人回忆，女子于1970年春被送进成都市精神病防治院短暂治疗，半年后回到烟草专卖店做内勤，再没听说闹出新的风波。家乡人偶尔提起此事，更多的是唏嘘：若非那一顿酒，她或许真能把戏唱到底。
这出闹剧留下的教训，在当年被口口相传：凡事多问一句“凭什么”，比盲从更可贵。历史的暗角里，总有人想借势博利，当警惕心松弛时，谎言往往最易得逞。这话，至今不算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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