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冬天，北京城的风刮得特别邪乎，像是要把屋顶的瓦片都给掀了。就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里，五十岁的郑洞国坐在一张老式藤椅上，手里捏着一封刚从上海寄来的挂号信。
信封薄薄的，摸不着里面有信纸的厚实感。他用裁纸刀划开封口，往外一倒，掉出来的不是家书，是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
桌子上的煤油灯火苗窜了两下，照着协议书右下角那个熟悉的名字——陈碧莲。字写得真好，簪花小楷，秀秀气气的，跟二十年前她在南京医院里给他送饭时，在饭盒上写的那个名字一模一样。那时候这字迹代表着情意，现在这字迹代表着决绝。
郑洞国的手没由来地抖了一下。他是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枪林弹雨里眉头都不皱一下，可这一刻，指尖那张轻飘飘的纸，竟比当年战场上的炮弹皮还要烫手。
二十年。从1933年结婚到现在，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他从少将旅长升到中将司令，又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变成待罪之身，最后成了新中国的水利参事。起起落落，这个女人一直都在身边。哪怕是在长春围城那种要命的时候，她都在上海等着他。
现在，就因为一句“北京太冷，不习惯”，这日子就不过了？
郑洞国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窗外的北风呼呼地拍打着窗棂，像是有人在外头冷笑。他没流泪，也没摔东西，只是默默地拿起钢笔，在男方那一栏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郑洞国”三个字。
这一笔下去，两人的缘分就算彻底断了。他把协议塞回信封，贴上邮票，出门扔进了绿色的邮筒里。做完这一切，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身回屋，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一纸协议只是个开始。二十年后，这个当初嫌冷跑掉的女人，会哭着跪在他面前求收留，而他给出的答复，只有冷冰冰的五个字——“我养不起她”。
这一切的孽缘，还得从那个湖南乡下的穷小子说起。
1903年的冬天，湖南石门县商溪河畔的南岳寺村，郑家的老三哇哇落地了。这孩子叫郑洞国。
那时候的湘西，跟现在不一样，那是真穷。山多田少，出门就得爬坡。郑洞国的爹郑定琼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除了在地里刨食，还得走街串巷给人缝补衣服赚点外快。家里虽说有十几间祖屋和三十亩薄田，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就是个饿不死的光景。
郑定琼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发誓要让孩子们读书。郑洞国七岁那年，就被按在了私塾里背《论语》。这孩子脑子灵光，别人背十遍记不住，他读三遍就能顺下来。天不亮，别的孩子还在被窝里流哈喇子，他就已经在院子里背书了。
1914年，十一岁的郑洞国进了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时候世道变了，不光要读四书五经，还得学算术、洋文。刚开始他懵得很，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像看天书。但他有股蛮劲，别人玩的时候他死磕，硬是把成绩追了上来。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家里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邻村的覃腊娥，比他大八岁。这就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那时候郑洞国才十四岁，懂个屁的爱情。覃腊娥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大字不识几个，但人勤快，心地好。
结婚后，郑洞国继续读书，覃腊娥就在家里伺候公婆、带孩子。她给郑洞国生了两儿一女，郑安飞、郑安腾这几个名字都是郑洞国起的，寄托着他想让孩子飞出这穷山沟的愿望。
如果不是后来的时局变动，郑洞国大概率会在这个山沟里当个教书先生或者小绅士，了此一生。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一把火，烧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城。
那天，郑洞国跟着同学们上街喊口号，烧日货。看着衙门门口那些唯唯诺诺的官老爷，再看看街上横行霸道的日本浪人，郑洞国心里那股子血涌上来了：这国家烂成这样，光靠喊口号有什么用？得拿枪！
1921年，湖南陆军讲武堂招生，郑洞国偷偷去考了第一名。结果还没去报到，军阀打仗，学校黄了。他只好回来继续教书，在磨市乡的小学里教“人之初，性本善”。教了半年，他实在憋不住，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1923年，他跑到长沙考进了商业专门学校。也就是在这时候，广州传来了消息——孙中山要办军官学校。
这消息对郑洞国来说，就是天上的雷。1924年初，他找亲戚朋友凑了60块大洋，跟几个老乡坐船去广州。到了广州才发现，报名截止了。
换别人早就回家了，但郑洞国运气好，碰上了老乡王尔琢。王尔琢已经考上了，看这老乡急得团团转，就帮他找了个补考的机会。就这样，21岁的郑洞国踩着线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
那一期的同学，后来个个都是大人物。徐向前、陈赓是共产党那边的元帅、大将；杜聿明、胡宗南是国民党那边的总司令、上将。郑洞国夹在中间，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毕业后的头几年，那是真刀真枪地拼。打陈炯明的时候，他第一次上战场，闻到了火药味和血腥味。那种子弹在耳边嗖嗖飞的感觉，跟在操场上练队列完全是两码事。但他不怕，带着兵往前冲，很快就升了营长。
1926年北伐，他已经是团长了。那时候他才23岁，年轻气盛，觉得天下没有打不下来的仗。也就是在这期间，家里传来了噩耗——妻子覃腊娥病了。
是伤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就是绝症。郑洞国在前线打仗，根本回不去，只能一封封地寄钱。等他终于打完仗赶回老家，看到的只有一座孤坟。
覃腊娥临死前一直喊着他的名字。郑洞国跪在坟前，哭得像个丢了糖的孩子。他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女人太多，发誓这辈子不再娶，要给覃腊娥守节。
这一守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不是没人给他介绍对象。什么留过洋的女学生，什么大军阀的千金，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朋友们都说他痴情，其实他是心里那道坎过不去，觉得只要再娶，就是对不起地下的覃腊娥。
可命运这东西，最爱开玩笑。
1933年，郑洞国在南京受训，住进了医院治疟疾。也就是在那儿，他遇见了改变他后半生的女人——陈碧莲。
那天是去探望老乡肖忠贞，正好碰上肖忠贞的小姨子陈碧莲来送饭。这一年陈碧莲17岁，正是花骨朵一样的年纪。她跟覃腊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家里是书香门第，爹是教授还开律师行；她自己会弹钢琴，能说英文，写得一手好字。
郑洞国当时30岁，官拜少将旅长，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两人在医院走廊里一打照面，陈碧莲的脸刷地就红了，郑洞国的心也咯噔了一下。
这一咯噔，就把那守了三年的誓言给咯噔碎了。
肖忠贞是个热心肠，一看这俩人有戏，立马就当起了红娘。郑洞国那是真上心，借着探望朋友的名义，往肖家跑了八趟。一来二去，两人就对上眼了。
这桩婚事，其实并不被所有人看好。郑洞国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陈碧莲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年龄差了13岁，生活习惯更是天差地别。
但郑洞国是铁了心要娶。1933年秋天，30岁的郑洞国把17岁的陈碧莲娶进了门。
婚后的日子，那是真甜。郑洞国把陈碧莲宠上了天。他在上海最好的地段买了洋房，雇了佣人，家里的财政大权全交给陈碧莲。他自己穿打补丁的军装，也要给老婆买旗袍、买皮鞋。
陈碧莲也不含糊，虽然年纪小，但很会做人。她对郑洞国前妻留下的那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郑安飞和郑安腾这两个半大小子，也很快接受了这个年轻的后妈。后来他们还收养了陈碧莲侄女，一家五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但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郑洞国这就得上战场了。从保定会战到台儿庄大捷，哪儿硬仗哪儿就有他。那时候陈碧莲还跟着他四处跑，虽然担惊受怕，但也算夫妻同心。
最惨烈的一仗是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
那是跟日本的“钢军”第五师团死磕。郑洞国那时候是荣誉第一师的师长，带着部队主攻。昆仑关那个地势，全是石头山，日本人修了碉堡，机枪一架，根本冲不上去。
郑洞国也是拼了老命，把外衣一脱，穿着白衬衫，提着手枪就带着敢死队往上冲。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高。郑洞国的部队伤亡过半，最后硬是把日本人的旅团长中村正雄给击毙了。
打赢了昆仑关，郑洞国名声大噪。但他没时间休息，1943年又被派去印度，指挥驻印军反攻缅甸。
也就是在缅甸战场上，陈碧莲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掉下巴的事。
那时候郑洞国在前线指挥所，条件极其艰苦。陈碧莲在后方听说前线缺医少药，竟然一个人坐着运输机，飞越了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那是真正的玩命，飞机随时可能撞山或者被日军击落。
当陈碧莲满脸灰尘、狼狈不堪地出现在郑洞国指挥部门口时，郑洞国这个七尺汉子，抱着老婆就哭了。那时候的陈碧莲，是真爱他，为了他连命都不要。
1945年日本投降，郑洞国在南京受降，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觉得仗打完了，终于可以跟老婆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他们在上海定居下来，买了豪宅，买了汽车。陈碧莲喜欢热闹，家里天天请客打牌，郑洞国也乐得陪着她闹。那几年，是他们夫妻感情最好的时候。陈碧莲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可她忘了，这世道变得太快。
1946年内战爆发，一纸调令把郑洞国派到了东北。这一去，就是万丈深渊。
刚开始郑洞国还挺有信心，觉得几个月就能打完。结果越打越烂，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就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孤点。
1948年3月，郑洞国当上了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守长春。这就是个必死的局。外面全是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一样。城里十几万大军，加上几十万百姓，每天张嘴就要吃饭。
粮食从哪来？空投？那点空投还不够塞牙缝的。
郑洞国天天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突围，或者撤退。蒋介石回电就四个字：“长期固守”。
固守个屁！城里已经开始饿死人了。先是百姓，后来是士兵。到了后来，连马都杀了吃肉。郑洞国看着街边那些饿得只剩一层皮的难民，心里像刀割一样。他是个军人，保家卫国是天职，可现在他保护不了谁，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家等死。
1948年10月，局势彻底崩了。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了，新七军也不想打了。郑洞国成了光杆司令，身边只剩下几百个卫士。
10月21日，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条新闻：“郑洞国壮烈成仁，全体官兵殉职。”
上海的陈碧莲看到这条新闻，当场就晕过去了。醒来后披麻戴孝，设了灵堂，哭得死去活来。她以为自己成了烈士遗属，这辈子完了。
可实际上，郑洞国没死。
就在中央社发假新闻的前一天，郑洞国已经跟解放军达成了协议，放下了武器。他不想打了，也没法打了。
1949年初，郑洞国回到了上海。当他推开家门，看见客厅正中央摆着自己的黑白遗像，香烛缭绕。陈碧莲穿着一身重孝，正跪在蒲团上烧纸。
看见“鬼”进门，陈碧莲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反应过来是活人，两人抱头痛哭。
那时候的哭，是劫后余生的庆幸。陈碧莲觉得，只要人活着就好，哪怕不当将军了，做个平头百姓也行。
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在上海过了一段平静日子。虽然没有了以前的威风，但也没人找麻烦。陈碧莲也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觉得就这样过下去也不错。
直到1952年，那封来自北京的调令打破了平静。
周总理亲自点名，让郑洞国去水利部当参事。这在当时是极大的礼遇，说明共产党是真不计前嫌，要用他这个人才。
郑洞国很激动，觉得自己一把骨头还能为国家出力，这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他兴冲冲地回家跟陈碧莲商量：“碧莲，咱们去北京吧！那是首都，机会多，对孩子们教育也好。”
哪知道，陈碧莲的脸瞬间拉得比马脸还长。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为啥不去？北京是大城市，咱们也能住楼房。”
“北京太冷了！冬天能冻死人，我是南方人，受不了那罪。再说上海多好，要什么有什么，朋友都在这儿。”
郑洞国耐着性子劝：“现在不比以前了，我去是工作，是组织信任。再说北京有暖气，屋里暖和着呢。”
陈碧莲把头一扭：“我不管，反正我不离开上海。你要是非去不可，咱们就各过各的。”
其实哪里是怕冷。郑洞国心里跟明镜似的。
陈碧莲是过惯了优渥生活的大小姐。以前郑洞国是中将司令，工资高，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现在去北京当个参事，拿的是死工资，哪够她买旗袍、做头发、打麻将？
更深层的原因是，她对共产党心存芥蒂，觉得去了北京就是进了“火坑”，不如留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安全。
两人为了这事吵了无数次。郑洞国甚至把孩子们搬出来劝，陈碧莲就是油盐不进。
最后，郑洞国没办法了。一边是组织的重托，一边是老婆的以死相逼。他是个传统男人，觉得不能为了老婆耽误了正事。
1952年6月，郑洞国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独自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刚开始，信还挺勤。陈碧莲在信里抱怨物价涨了，抱怨家里灯泡坏了没人修，抱怨郑洞国寄的钱少了。
郑洞国在北京，住的是单位分的小四合院，吃的是食堂大锅饭。他把自己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上海，自己只留一点点饭钱。他想着，等稳定了，再把老婆接过来，她习惯了就好了。
可他低估了陈碧莲的决心，也高估了这二十年夫妻情分的厚度。
1953年冬天，那封决定命运的信来了。
没有温情的问候，只有一纸离婚协议。理由写得很滑稽：“因气候不适，无法在北京生活。”
郑洞国看着那张纸，心里的血一点点凉下去。他想起当年在缅甸，她飞越驼峰航线来找他；想起他在长春生死未卜时，她为他设灵堂守节。
那些画面，跟眼前的这张纸重叠在一起，显得那么讽刺。
原来，那个能为他去死的陈碧莲，已经死在了上海的灯红酒绿里。现在的这个陈碧莲，是那个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阔太太。
他签了字。没有回头。
这一刀，砍得干净利落。郑洞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一个人过了，心如死灰。
但生活总比戏文更精彩。就在他签完字，准备在北京孤独终老的时候，另一个女人悄悄走进了他的生活。
那是他的一个老部下的遗孀，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郑洞国看她们可怜，经常接济一点。一来二去，组织上觉得郑洞国一个大男人不会照顾自己，也需要个家，就撮合了这门亲事。
对方叫顾贤娟，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陈碧莲漂亮，没陈碧莲有文化，甚至没陈碧莲那种风花雪月的情调。但她会在大冬天给郑洞国纳棉鞋，会在他加班时给他煮一碗热汤面，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954年，郑洞国和顾贤娟结婚了。
这日子过得平淡，像白开水一样，但透着一股子踏实劲儿。郑洞国后来当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工作忙，顾贤娟就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两人生了个儿子，叫郑建邦。
这一过就是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郑洞国的日子越过越稳当。而远在上海的陈碧莲，日子却越过越惨。
她一个人守着那点积蓄，坐吃山空。加上后来的各种运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更重要的是，她老了。当年的美貌不再，身边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
人一老，就容易念旧。陈碧莲开始疯狂地想念郑洞国。不是想念那个人，而是想念那个能为她遮风挡雨、提供优渥生活的“郑司令”。
她听说郑洞国在北京过得不错，官复原职似的当了大官，还有了新家庭。悔恨像毒草一样在她心里疯长。
1973年的一天，陈碧莲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北京郑洞国的家。
那天，郑洞国刚下班回家，正准备吃饭。保姆进来说，门口有个上海口音的老太太，跪在地上不肯走，说是要见郑先生。
郑洞国出去一看，愣住了。
地上跪着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虽然满脸皱纹，但那眉眼间，依稀还能看出当年陈碧莲的影子。
陈碧莲一看郑洞国出来，扑上去就抱住他的腿，嚎啕大哭：“洞国啊，我错了！我当年是鬼迷心窍啊！你看在咱们二十年夫妻的份上，收留我吧！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这一出闹剧，引得邻居都出来围观。
郑洞国站在那儿，没动，也没扶她。他看着这个曾经让他爱到骨子里、又恨到骨子里的女人，心里竟然波澜不惊。
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有一种看透了世事的苍凉。
他轻轻挣脱了陈碧莲的手，往后退了一步，整理了一下被弄皱的裤脚，用一种极其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语气，说了五个字：
“我养不起她。”
这五个字，像五根钉子，把陈碧莲钉死在耻辱柱上。
是啊，现在的郑洞国，工资要养顾贤娟，要养孩子，还要资助老家的亲戚。他哪还有闲钱养一个当年为了怕冷就抛弃他的前妻？就算有钱，他也不会再给这个女人花一分一毫。
陈碧莲呆住了。她没想到这个曾经对她百依百顺的男人，会如此绝情。
她还在哭，还在求。但郑洞国已经转身进了屋，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隔着一道门，就是两个世界。
屋里，是热汤热饭，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门外，是寒风凛冽，是一个孤独老人的悔不当初。
陈碧莲在门口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已经走了。后来听说，她回到上海没几年，就在一个破旧的弄堂里病逝了，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而郑洞国，一直活到了1991年。晚年的他，提起这段往事，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看着那张签了字的离婚协议发呆。
那张纸，早就黄了，脆了。但它留下的裂痕，却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没能补上。
人生啊，就是这样。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情，处着处着就淡了。那个嫌北京冷跑掉的女人，最终也没能暖热自己的余生。而那个被抛弃的男人，却在寒冷的北京城里，守住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炉火。
这世间的因果报应，有时候来得比任何剧本都要精准，也要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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