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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一款莫名其妙的APP
一款名为“死了吗”的APP莫名其妙地于1月10日凌晨1点登顶App Store中国区付费应用总榜：它的名字很荒谬、它的内容很荒谬、它登顶的时间点很荒谬，但三个很荒谬的事放在一块，竟也多了份理所当然。
这款名为“死了吗”的APP非常简单，用户无须注册账号，只需随便填写个名字，再填写紧急联系人的邮箱，就进入了今日签到页面——这也是它正常使用中仅有的两个页面之一，另外一个则是签到成功。它的功能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每天去这个APP上签到就可以了，签到意味着“你还活着”，如果你连续两天没有签到，那么这个APP就会触发它的第二个功能——给你的紧急联系人发消息，告知他你可能“死了”。
很荒谬的APP，很荒谬的功能。
因为它意味着，在一个个体的现代生活体系中，除了一款售价为“8元”的APP之外，可能没有任何人关心我的生死——其实这么说并不合理，我们并非是“无人关心”，而是现代社会距离远到亲密的家人和友人无法及时关心，而近在身旁的同事或搭子漠不关心。
我们要续火花，要预制和装饰自己的朋友圈，要记住给自己的每一个有人点赞，但却需要在凌晨一点辗转反侧间悲从中来，想到“如果我明天死去，似乎并没有人可以发现”，而后下单一个标价为8元的APP，用算法协议来置换最基本的情感连接与生存确认。
02.荒谬的原子化社会
贝壳研究院《新独居时代报告》预测，到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其中20—39岁独居青年或将从2010年的1800万增加到2030年的4000万-7000万人，增长约1-2倍。
在传播学中我们学过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社会原子化”。
在工业革命前的前现代社会，个体被牢牢嵌合在血缘、地缘、业缘交织的共同体网络中：乡土社会里，宗族礼法、邻里互助构成生存保障；手工业时代，行会制度规范着生产与人际协作，个体的身份、价值与共同体深度绑定。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打破了这一稳态。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城市吞噬乡村土地，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涌入陌生的城市，寻求生存的可能。于是，传统社会共同体的瓦解，个体从血缘、地缘的纽带中脱离，成为孤立、分散、同质化的大众。
这是原子化社会的由来。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孤独感不仅来自于“脱离”，还来自于“无法融入”。因为传统社会的人际互动基于“情感与伦理”，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工业社会，人际联结被“雇佣关系”和“利益交换”重构。工人与资本家是纯粹的劳资关系、邻里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个体仅仅因身处同一空间或从事同一职业被机械地聚合
——完全没达到会每日关心对方生死的地步。
这个时候，一种本能性的恐慌便随之出现：我记得我在某个熬夜工作的深夜，因为心脏不舒服但自己一个人在家，而心惊胆战地将手机随时置于手边；我也记得上周班班给我发消息，说她像一个孤寡老人一样，自己在家摔了一跤，半天没有爬起来，如果她摔倒了脑袋或者头，我们可能要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因为她没有打卡才发现她。
这是一种“原子化个体”切实的恐惧：比害怕死亡更甚的，是害怕自己在突发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死去。
于是， 如果我失联至少有人知道，反而成了一种可确定的心理底线。
“死了吗”贩卖的是一种生存确认——在这个所有人都住在密封罐头里、下班回家关上门谁也不认识谁、不知道邻居叫什么、给周遭所有人都打上如“快递小哥”“外卖骑手”“门口保安”这类工具性标签的时代中，人们其实想每天努力地告诉自己和别人：
我还活着。
中国新闻周刊在采访临床心理治疗师赵潞时，这位工作近10年的医生说：越来越多年轻人被不断放大的无意义感长期包围，由此较为频繁陷入剧烈的情绪波动，乃至崩溃。“在这种状态下，人没有精力主动寻求安慰，因而需要一个消耗极低，却足够确定的确认动作。”她表示，“点一下，确认‘我还在’，就像一个锚点，未必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让人暂时不再漂浮。”
说实话，“死了吗”其实没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它无法在你快死的时候救你，也无法让你不再孤独，但它和它的紧急联系人按钮，为原子化的个体构筑了一道“个体于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防线”：我仍有一个，和我紧密相连、希望TA第一个知道我死讯的“爱人”。
有没有人觉得，这其实是一场充满荒谬和悲剧色彩的黑色幽默。
03.荒诞的打卡式社会
当然，我觉得比起“生存确认”这件事的悲情，更让我觉得荒诞的，是我们确认自己存在的方式，竟然是“打卡”。
现代哲学家总是喜欢赋予社会各种各样的表达，韩炳哲写“倦怠社会、透明社会、功绩社会”，罗萨写“加速社会”，鲍德里亚写“消费社会”，居伊·德波写“景观社会”，严飞写“悬浮社会”——我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我也要写，我要写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卡社会”。
因为在现代社会的精密齿轮中，“打卡”已远不止一个动作——它是一种秩序、一种证明，更是一种将生命切分为标准化格子的现代性隐喻，所以 我要定义这个打卡社会：
“打卡社会”是一种将连续、复杂、有机的人类生活，强制转化为标准化、重复性、可量化的闭环，让个体日常沦为“打卡启动—流程复刻—打卡收尾”的无限循环脚本中。它要求生命如时钟般精确，其内在逻辑是存在即被记录，个体的劳动、学习甚至存在本身，都必须通过一次“打卡”来被系统认证。
由此，在“打卡社会”的框架里，上班、上学的日常被抽离了个性化的可能，沦为重复的流水线式操作。于是，在“打卡社会”的必然驱使下，连我们对自身存在感的确认，都变成了一日又一日重复的“打卡签到”。
从“上班打卡”到“活着打卡”。
“死了吗”的荒诞之处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比“怕死”和“怕孤独地死去”更深刻的命题：在一个高度系统化、却人情稀薄的社会里，我们正试图用最系统化的方式，去解决最需要人情温度的问题；我们的社交网络看似发达，实则脆弱到需要一个售价为“8元”的付费app来确保最基本的生存确认。
04.“8元钱”到底买来的是什么？
“在连接一切的时代里，我们根本孤立无援。”
最近在读项飙老师新的访谈录《你好，陌生人》，他在里面说：“21世纪的中国，变得透明但是不透气。透明显然意味着公共，大家在这里一览无余甚至无处遁形。所有的个体奔向一个权威，个体和个体之间没有隐私、没有实质性差异，也没有实质性联系，从而完全透明。但货币把一切定量化，让所有人按统一的理性去计算和预测，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变成商品的隶属，这样的社会也是不透气的。”
于是在这透明但不透气的社会里，我们只好每天打卡、确认活着，用一种半死不死，想死却不想死的态度互相问候：
“死了吗？”
“还没呢。”
“真好，又活了一天！”
“但很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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