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与基石
【一个隐蔽战线老战士的传奇12 新中国公安隐蔽战线上最早的基石】
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结束后第三个月，杭州下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大雪。
王副厅长站在省公安厅档案室窗前，看着雪花覆盖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他手里拿着一份刚送来的密电，是公安部转来的敌情通报：台湾“国防部”二厅近期在舟山举办特训班，内容直指浙北地区“敌后工作”。
“又是舟山。”王副厅长喃喃自语。这个词像一根刺，五年来时时扎在他的记忆里。
他转身走向档案室深处。这里存放着全省最机密的敌情材料，铁皮柜一排排延伸到阴影中。管理员老徐——一个少了一条胳膊的老兵，默默打开最里面的柜子，取出一只标着“绝密·永久”的牛皮纸档案袋。
袋口用麻绳仔细捆着，结扣是特殊的公安结。王副厅长没急着打开，手指摩挲着磨损的封皮。五年前的那个春天，1949年5月，杭州刚解放十天，李丰平同志和他就是在这个房间——当时还是临时征用的一间民宅——接见了那六个人。
记忆如此清晰，仿佛能闻到那天的雨气。
1949年5月10日，雨后的杭州湿漉漉的。王副厅长和李丰平在军管会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骆止正和傅乃理。两人都穿着不合身的旧长衫，脸色苍白，但眼睛里有种特殊的光——那是长期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突然看见光明时既向往又戒备的神情。
“坐。”李丰平亲自倒了两杯白开水，“马青同志、顾德欢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情况介绍了。你们在敌人心脏里坚持了这么久，不容易。”
骆止正双手接过茶杯，指尖微微发抖：“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
王副厅长观察着这两个人。骆止正四十出头，面容清癯，说话时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傅乃理年轻些，但眼角已有很深的皱纹，那是长期紧张生活刻下的印记。档案显示，骆止正原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要员，1947年被发展为中共地下情报员；傅乃理则更特殊，他是毛森“军统”浙江站的报务员，却在1948年秘密倒戈，提供了大量绝密电码。
“现在杭州解放了，但斗争远没有结束。”王副厅长开口，声音平稳有力，“国民党撤走前，在浙江撒下了大量特务种子。你们熟悉敌人内部情况，了解他们的行事风格、联络方式、藏身习惯。这些经验，对新生的公安机关是无价之宝。”
傅乃理抬起头：“副厅长，我们……还能做什么？”
“做你们最擅长的。”副厅长说，“在暗处，看暗处的人。”
第二天晚上，王副厅长换了便装，独自来到林司后一处不起眼的小院。这里是骆止正的家，也是六人小组第一次全体见面的地方。
除了骆、傅，还有四人：王文镕，原国民党杭州市警察局刑警，擅长追踪和反追踪；郑刚公，曾在“中统”浙室做文书，记忆力惊人，能背出数百特务的相貌特征；楼武佐，码头帮会出身，熟悉三教九流；陈洪起，最年轻，本是国民党青年军军官，因不满腐败主动联系地下党。
六个人，六段在敌营中潜伏的过往。此刻围坐在一盏煤油灯下，光影在他们脸上跳动。
“从今天起，你们不再属于任何旧系统。”王副厅长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你们是杭州市军管会公安处，也是未来浙江省公安厅的第一支隐蔽力量。没有编制，没有公开身份，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你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在暗处，用你们熟悉的方式，找出那些还在暗处破坏新中国的敌人。”
他停顿片刻，让每个字都沉下去：“这很危险。你们可能会被昔日的‘同僚’追杀，也可能被不了解情况的群众误解。但只要你们忠于人民，公安机关就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骆止正最先站起来，然后是其他五人。没有人说话，但六双眼睛里燃着同样的光——那是找到了归宿的笃定。
“副厅长？”
老徐的声音把陈默从回忆中拉回。档案室里灯光昏暗，铁皮柜投下长长的影子。
副厅长解开档案袋，抽出最上面一份卷宗。泛黄的封面上写着：“浙北行署专案·1949.9-1950.3”。
他翻开第一页，是郑昴林的审讯记录。
1949年9月，浙江大陆虽已解放，但舟山群岛仍在国民党手中。伪浙江省主席周嵒逃到定海，7月7日那天，纠集毛森等特务头子，宣布成立“浙北行署”，妄图在杭州及周边建立地下政权。情报传来时，省公安厅刚刚挂牌一个月。
“必须掐死在萌芽状态。”当时李丰平拍着桌子说。
但怎么掐？敌人化整为零，用的都是单线联系、死信箱、密语通信这些老特务手段。刚组建的公安队伍大多是战场上下来的战士，正面作战是行家，对这种隐蔽斗争却经验不足。
就在这时，骆止正和陈洪起几乎同时送来情报：发现了与“浙北行署”有关的郑昴林线索。
王副厅长记得自己站在省厅二楼作战室的地图前，手指从定海划到杭州湾。“这个郑昴林，是毛森亲手提拔的，当过‘军统’东南特区苏南站上校站长。如果真像情报说的，他被任命为‘浙北行署’杭州区专员兼‘市长’，手里肯定有电台、有潜伏名单。”
“抓？”侦察处长江峰问。
“密捕。”王副厅长说，“要活的，而且要让他开口。”
任务落到了侦察处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肩上。这个山东汉子是陈默从野战军侦察连要来的，胆大心细。9月12日深夜，丛鹭丹带着三个侦察员，在中山北路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郑昴林。
档案里，丛鹭丹的报告写得简练：“郑见我们入室，未反抗，只问：‘我这块木头还有用否？’副厅长答：‘不仅有用，还大有用处。’遂带走，无人察觉。”
副厅长翻到下一页，是自己与郑昴林的谈话记录。
那是在省厅后院一间特意准备的屋子里，没有审讯室的冰冷，更像普通会客室。郑昴林被带进来时，穿着普通的蓝布衫，但腰板挺得笔直，保持着军人的姿态。
“郑先生请坐。”王副厅长指了指椅子，亲自倒茶。
郑昴林没接茶，盯着陈默看了几秒钟：“王副厅长，我既然落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我想知道，丛科长说的‘有用’，是什么意思？”
副厅长把茶杯放在他面前：“郑先生是聪明人。国民党败退台湾，舟山能守多久？你那些被派回来的同僚，有几个真相信‘反攻大陆’？不过是在执行注定失败的任务，白白送命罢了。”
郑昴林沉默。
“新中国建立了，要建设，要发展，需要安定。”王副厅长继续说，“你们这些有特务技能的人，如果用来破坏，就是人民的敌人；但如果用来帮我们清除那些真正的破坏分子，就是戴罪立功，为新社会做贡献。这不比你跟着周嵒、毛森他们，在定海那个小岛上等死强？”
这番话，王副厅长准备了很久。他研究过郑昴林的档案：贫苦出身，参军是为了混口饭，加入“军统”更多是机缘巧合，并非死硬分子。更重要的是，郑昴林的妻儿在杭州解放前没能撤走，现在就在城里。
“我……”郑昴林开口，声音干涩，“我家人……”
“他们很安全。”陈默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是侦察员暗中拍摄的——郑昴林的妻子牵着儿子的手，在菜市场买菜，神情平静。
郑昴林盯着照片，肩膀一点点塌下去。良久，他抬起头：“副厅长，您想问什么？”
那次谈话持续到深夜。郑昴林交代了“浙北行署”的全部计划：周嵒准备在嘉兴、杭县、於潜、建德、兰溪、吴兴建立六个“联防指挥部”，郑本人带来的三部电台藏在三个不同地点，联络名单用密语写在一本《红楼梦》的夹页里……
接下来的两个月，浙江省公安厅展开了一系列行动。顺藤摸瓜，破获毛森系特务案十余起，逮捕重要特务二十余人。“浙北行署”主任吕师扬、副主任陈重，湖州区专员杨振，“中统”浙室科长张子海……一个个落网。武康县“县长”毛信良在追捕中拒捕被击毙，杭县“县长”祝育元在走投无路下主动自首。
“浙北行署”这颗钉子，在扎进新中国肌体之前就被拔掉了。
继续翻看档案。后面是章微寒案的记录。
1949年10月初，王文镕——六人小组中那个前警察局刑警——送来情报：“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躲在兰溪山区匪首丁谷的队伍里。
这是个重大突破。章微寒是“军统”在浙江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大量潜伏组织和电台网络。如果能争取到他，对摧毁国民党在浙江的特务体系意义重大。
王副厅长立即约见了王文镕。这个前刑警队长说话时习惯性观察四周，声音压得很低：“章微寒的勤务兵卞金海，是我以前抓过的一个小偷，后来被我发展成线人。他说章在山区待不下去了，想找条活路，但不敢直接来。”
“你有什么建议？”王副厅长问。
王文镕说：“我去接。我带卞金海回兰溪，做章微寒的工作。但需要您给句话——如果他自首，能保住命吗？”
陈默沉思片刻：“只要真心悔过，配合我们肃清特务，不但能保住命，还能有新出路。”
三天后，王文镕带着卞金海出发了。王副厅长派了侦察干部何志舒暗中同行保护。一周后消息传来：章微寒愿意自首，但提出要在兰溪马涧镇交接，还要交一部分枪表示诚意。
“可能有诈。”江峰提醒。
王副厅长看着地图上马涧镇的位置——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让何志舒带一个排的便衣，化装成山民提前布控。王文镕和卞金海去接人，一旦有变，立即撤离。”
10月18日，章微寒出现在马涧镇外的小路上。他穿着破旧的长衫，背着一个包袱，只有卞金海陪同。王文镕按照约定，独自上前。
“章站长。”王文镕说。
章微寒苦笑：“没有章站长了，只有章微寒。”
他交出了一支手枪和一份名单——十七个“保密局”潜伏组的地点。交接很顺利，但王文镕注意到，远处山梁上有反光，是望远镜。
“丁谷的人在看着。”回杭州的路上，章微寒主动说，“他们是假意放我走，想看看共产党会不会杀我。如果我没事，丁谷可能会真自首；如果我死了，他们就继续打游击。”
王副厅长听到汇报后冷笑：“这个丁谷，倒是会算计。”
章微寒的自首在国民党残余特务中引发了一场地震。他供出了浙江站的全部组织架构、潜伏名单、电台密码，还主动联络劝降了“保密局”浙江站学运组组长朱文友、杭州市警察局刑警队副队长吴容照、原副站长张廷芳等一批人。
至于匪首丁谷，果然如章微寒所料，在观望一段时间后，派人联系“有条件自首”。王副厅长将计就计，表面上接受，暗中布下天罗地网。丁谷带着三十多人下山“投诚”时，被一网打尽。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准备暗杀的干部名单和两张台湾“国防部”的委任状。
“假自首，真潜伏。”审讯时，丁谷还狡辩，“我是想试探你们……”
“不用试了。”王副厅长摆摆手，“带走。”
档案的最后几页，是六人小组的后续记录。从1949年到1954年，五年间，这支特殊的隐蔽力量参与了上百起案件的侦破。他们熟悉旧社会的暗语、黑话、联络方式，了解特务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关键线索。
但合上档案时，想的不是这些功绩。
他想的是1951年春天，楼武佐在码头追踪一个特务时，被对方的同伙认出，身中三刀牺牲，死前还死死抱着那个特务的腿。
他想的是郑刚公，那个能记住数百张脸的天才，因为长期过度用脑和精神紧张，1953年突发脑溢血，瘫在床上，但清醒时还要家人把敌情通报念给他听。
他想的是王文镕，至今还在外面奔波，用当年在警察局练就的本事，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寻找着敌人的踪迹。
还有骆止正、傅乃理、陈洪起……他们都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公开荣誉，甚至在公安厅的花名册上都找不到名字。他们是真正的“影子”，是新中国公安隐蔽战线上最早的基石。
窗外，雪下得更大了。老槐树的枝条被压弯，但主干依然挺直。把档案仔细封好，交还给老徐：“收好。这些历史，以后的人应该知道。”
“副厅长，”老徐接过档案，独臂的动作依然利落，“听说最近要‘过关’了？”
陈默点点头：“是啊，要‘过关’了。但过关之前，不能忘了我们是怎么起步的。”
他走出档案室，走廊里传来年轻侦察员们讨论案情的喧哗声。这些年轻人，大多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对1949年那段血与火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他们学习的是苏联的侦察理论、公安部的业务手册，谈论的是“内线侦察”“长期打算”这些新概念。
这很好。想。时代在前进，斗争方式也要发展。但有些东西不能忘——比如那六个人在煤油灯下坚定的眼神，比如郑昴林从抗拒到配合的转变，比如章微寒自首时说的“只想有条活路”，比如千千万万在明处暗处为新中国保驾护航的普通人。
这些，才是隐蔽斗争最深厚的土壤。
回到办公室，摊开笔记本，开始起草明天全省政保处科长座谈会的讲话提纲。在“当前侦察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一条下面，他加了一行字：
“勿忘来路，方知去向。隐蔽斗争的核心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心。”
雪夜无声，省公安厅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而在杭州城的各个角落，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仍在继续。
就像他常说的：天快亮的时候，往往是最暗的。但只要守住了这最后的黑暗，曙光就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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