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南京阴雨初歇，钟山台阶被水雾映得发亮。
一位身着深色和服的老妇人握紧雨伞，扶着石栏缓慢向上。她叫大月富美子，七十岁，胸口塞满忐忑。
工作人员低声问要不要搀扶，她摇头：“让我自己走，我要亲自去见父亲。”短短一句，尘封的往事被拉回眼前。
人们记得孙中山的革命，却常忽略他在日本横滨的流亡岁月里，那段无人细说的柔情。
1896年秋，27岁的孙文第四次踏上日本国土，身后是清政府的通缉。横滨一栋两层木楼里，楼上伏案的革命者与楼下忙碌的女童因为花瓶碎裂第一次对视。
女童名叫大月熏，只有十二岁。她不懂天下风云，只觉得这位中国客人目光温暖。之后，她常借送茶之名蹑手蹑脚上楼。
对孙中山来说，生活是密电、筹款、会议的交织，他真正的牵挂是照料多年的浅田春。
1902年，浅田春因病去世。政局受挫，挚友长逝，他第一次长久沉默。大月熏递来的一碗粥，他捧着却微微发抖。
“如果能留在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少女一句话敲开他的心门。翌年春，数位志士作证，两人在东京简陋小屋对坐行礼。
婚姻没有改变他与死亡赛跑的节奏。1903年夏，他奔赴南洋时，大月熏已怀身孕。次年初，女婴降生，取名富美子——“文”的谐音。
命运并不宽容。1905年，他被日本警视厅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而遭驱逐。此后信函断续，银钱更难按时寄达。
母女俩的日子愈发拮据。五年后，大月熏带女儿回到父家，却被要求把富美子登记为妹妹，以遮掩那段“失礼”的婚史。女孩很快被京都一户商贾收养。
战火蔓延，社会动荡。大月熏改嫁东光寺住持，取法号“真纯”。崭新的名号抹不掉旧日回忆，她把孙中山的照片供在案头，每日一炷香。
1949年前后，富美子已在京都成家，生活算不上富裕却平稳。父亲的真实身份依旧是谜，她偶尔从长辈只言片语中揣测，却始终无法确认。
1952年《旧金山条约》签订后，民间往来逐渐恢复。老父大月素堂把她召回，递上一封发黄的中文信：“这是你父亲写给熏的。”
富美子泪水决堤。一周后，她赶赴东光寺，母女相认时，寺中木鱼声恰好停顿，仿佛特意让久别的心跳彼此听见。
母亲轻声解释：“’文’为你的名，也是他名字中的字。战火里我保不住你，只能这样。”那一夜，两人对坐无语，黎明时山门外雾气翻滚。
富美子此生最大的愿望便成形——赴中国，为未谋面的父亲献一束花。
1980年，中方发出正式邀请，她几乎没犹豫就动身。
台阶上，人们看到的那位和服老妇人，正是完成心愿的富美子。她把白菊放在石阶中央，哽咽：“您曾为中国奔走，我也终于走到您面前。”
1990年，富美子在京都病逝，享年八十四岁。遗物中，一张1903年的旧照：年轻的孙中山着长衫，旁边的少女笑容腼腆。照片背面日文写着“四字”——“一日同心”。
史料并未就此打住。日本学界与国内研究者曾各执一词，《东京朝日新闻》1903年9月23日版刊有两人“和礼”报道，为这段婚姻提供实证。
而在台湾故档案馆，新近发现一封1908年的未寄信稿，寥寥十四行，却句句念及“吾女”“吾妻”。保管员感叹：纸薄情深。
富美子回国后，把在南京拾得的一片枫叶夹进日记：“父亲的事业纵贯海峡，而我与母亲的牵挂，终于跨过国界。”
个人悲欢常被时代洪流裹挟，却总在细微处留下余温——一束白菊，一片枫叶，一张褪色的合影，静静见证着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骨肉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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