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冬，辽西驿马坊的风大得能割面。零星枯草在冰土间摇晃，一块写着“大帅张公之墓”的青灰色碑体被吹得满是尘土。张闾琳走近碑前，脱下手套，轻轻拂去尘屑，低声道：“爷爷，孙儿替父亲来了。”话音落下，墓园四下依旧寂静，只有猎猎风声作答。
时间倒回六十八年前。1928年6月4日凌晨，满洲里—奉天线上响起一声巨响，“皇姑屯事件”让正值五十一岁的张作霖毙命于家乡铁轨旁。消息传到天津，二十八岁的张学良当即往沈阳赶，途中一句“国事不可误，丧事也要办”成为他那段日子里唯一的念头。抵沈后，他先稳住东北局势，再着手为父寻墓地。
铁背山脉得以进入视线，是因张作霖生前已派风水先生多次勘探。山后松涛，山前浑河，两面龙脉相夹——在传统堪舆里算是难得的聚气之所。张学良同“五妈妈”吴雅珊到山上细看，午后落日柔和，吴雅珊忽见半腰处一块巨石松动，担心“石动则气散”，便建议以钢筋混凝土加固。张学良点头，命工兵连连夜处理，随即大张旗鼓开建“大帅陵”。
工程仅推进了三个月，1931年9月18日夜炮声震撼沈阳。关东军铁甲车轰过柳条湖，东北陷落成定局。本庄繁挥令，所有与张氏有关的建筑一律停工。此时张作霖的棺木仍停灵于奉天太庙，未敢下葬。对张学良而言，这不仅冲击了家国情怀，也击碎了“父归厚土”的最后保障。
日军随后以修陵为饵，劝张学良“悬崖勒马”。本庄繁甚至提出“只要服从，即为令尊择日安葬”。张学良冷笑摇头，谈判数次皆无果。汉奸张景惠见僵局不利统治，才劝日方“适度让利”。结果，关东军换了个折中方案：葬，不许葬铁背山；祭，绝不许大张旗鼓。
1933年春，张作霖棺椁被悄悄移往锦县驿马坊。理由是“远离交通要冲，易于管控”。驿马坊本是辽西丘陵与渤海平原交界的一个普通小村，地势不高、土质松软，没有碑坊、没有神道，连树都稀疏几棵。陪葬者只有张作霖原配赵氏，夫妻合穴，也算圆满。可与当年规划的“东陵格局”相比，寒酸得仿佛两座普通农墓。
与此同时，张学良已渡海赴欧洲考察。1935年返国，他调往西北镇守华北防线，随后1936年12月张杨兵谏，又造就“西安事变”。张学良用“逼蒋抗日”的方式表达民族立场，却也为自己换来半个世纪的囚禁。自南京到溪口，自奉化到台北，他行踪始终在军统目光下。有人劝他尝试回东北祭父，他苦笑一句：“身不由己，心向北而已。”自此念头作罢。
张作霖墓园没有守陵人。抗战八年，辽西数度拉锯，陵墓旁成了散兵坑与锅灶灰。1949年后，当地政府曾派人清理，却因年久失修忘于田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山海关铁路复线改道，驿马坊周边耕地扩张，农户将墓前石狮拉去当了垄台，石刻文物就此零落。墓丘虽留，却常被荒草没过半腰，远远看去，只是一座不起眼的黄土垛。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台湾被软禁时，曾通过友人暗中捐银元二百箱，让东北旧部修缮祖茔。可当时辽西正处灾荒年，官绅难以顾及，钱款兜兜转转并未完全落实。待到1976年，张学良获准移居台北北投，他已经七十六岁，健康每况愈下，再无精力也无可能返回大陆。
1980年代末，辽西县志修纂，人们重新提起“大帅陵”时，勘查记录写道：“墓地尚存，碑亭坍塌，杂草高及胸口。”仅短短十七字，却道尽兴衰。那之后依旧无明显修护。故而1996年张闾琳站在墓前，才会见到一片荒凉。
如果说张作霖的身后事是一面镜子，照见的并不仅是一个军阀家庭的沉浮，还隐含着东北在民族危亡中的曲折命运。铁背山脉那座未完工的陵园，如今只剩旧基石；驿马坊这座草埋黄土堆，则在风中日夜守望。两处地点，一段父子情，一条近现代中国割不断的历史线索。
2001年10月，张学良在檀香山辞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他与父亲的距离，隔着太平洋，更隔着多舛的民族记忆。直至今日，途经凌海县的旅人仍能在田间看到那块青灰色墓碑。碑面斑驳，无人收拾；碑后荒草，以季节轮替。或许，这正是历史给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的最终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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