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的奉天府邸，灯光彻夜未灭。张学良从皇姑屯爆炸现场赶回时，脸上还沾着尘灰。客厅里站着一个人，她就是于凤至。沉稳、端庄，却一直用目光追随丈夫的情绪，这一幕后来被张公馆仆役悄悄称作“铁脊梁与软灯芯”。当晚没多少安慰与倾诉，两人只交换了一句话：“没事，我在。”
时间很快掠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震动全国，于凤至此刻正带三个孩子在伦敦。外电铺天盖地，她第一时间拨通宋子文办公室电话，请对方想尽办法保证张学良安全。没人教她权谋，但她懂得先找最可能拉得动蒋介石的人。几小时后，她把孩子留给女家庭教师，独自上了返沪的轮船。甲板的寒风刺骨，同行旅客却记得那位北方女子始终笔直站着。
舟车劳顿后，她赶到南京，却只能远远望见丈夫被警戒森严押解。随后四年，她跟随看押队伍南来北往：奉化、黄山、萍乡、郴州、修文……清晨看朝霞，黄昏数炊烟，生活压成单调的黑白片。有意思的是，于凤至在尘土飞扬的乡间仍坚持每日抄圣经英文，理由很简单：怕舌头生疏，“孩子在国外，要给他们写信”。
1940年初春，她被确诊乳腺癌。特务刘乙光并不敢擅作主张，张学良在院落里按捺不住，扯着嗓子对他吼：“放人，她得治病！”声音震得瓦片作响。这一句，后来被同行卫兵记录在押解日志里。宋美龄把诊断结果带到蒋介石面前，多方斡旋后，“监外就医”批示落在文件夹里。
同年4月，于凤至抵达纽约。肯尼迪夫妇依约来接机，把她送往长老会医院。术后数月，她顶着绷带、穿着深色套装走进华尔街证券交易所。旁人只记住两个细节：一张东方面孔，一口流利英语。她手里那张交易单首日盈利不到两千美元，却成了她后半生商业版图的原点。试想一下，昔日少帅夫人跌宕到异乡病房，再跳进资本漩涡，这转折太戏剧。
股市积累的第一桶金很快被投入曼哈顿第八大道的一栋公寓楼。她把阳台改成通透橡木窗，只因“北平的光得透”。几年后，“Mrs.Chang’s Building”开始稳定收租。租金一部分用来继续投资，另一部分则汇到香港，暗中维系营救张学良的渠道。
紧接着于凤至把目光投向洛杉矶。她在比佛利山买下两栋带花园的西班牙式别墅，室内壁炉选用老虎纹大理石，楼梯扶手是黑胡桃木，全按张学良曾说“房子要有东北味儿”的标准定制。知情的建筑工忍不住问：“这是给谁住？”她笑着摆手，只回一句：“家人。”
到了1950年代中，三个子女陆续成家。纽约亲朋多次劝她“歇歇吧”，她却跑去加州办理房地产执照。经纪人课程考核那天，她已过半百，仍背着厚厚文件夹。成绩榜贴出，“Chang， Yu Fong Tsu”名列前十，监考官摇头感叹：这位女士可以写传奇了。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六十年代后，她常被旧病折磨，出院再住院，却仍坚持每周给台湾递信。信封里夹着律师公证书、地契影印件，意图很直接——证明自己随时可以承担张学良出国费用。“只要一步踏出，就有家。”这是信中最常出现的中文句子。
遗憾的是两岸迟迟无突破。转眼进入八十年代，于凤至的头发已经全白。1986年，她秘密立下第一份遗嘱：名下全部房产、流动资金及保险存款，扣除子女教育基金后，余数由“汉卿”自由支配；同时指明在洛杉矶玫瑰公墓预留一穴，“盼与君同眠”。律师读到这里，只轻轻摇头。
1990年3月，一个阴雨早晨，于凤至在洛杉矶医院永远合上眼。护士记得，她最后对床边女儿吐出三个字：“别等他。”随后脉搏停跳，时间定格在7点15分。
葬礼极简。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张于凤至”五个隽秀小楷，旁边留出空位。清点遗产时，律师团队发现账目远比想象丰厚：现金、债券、数栋商用大楼、两处牧场，另有一张100万美元的银行本票，收款人栏写“Chang Hsueh Liang”。
事后经香港渠道转呈台湾，张学良看到遗嘱，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她想得太远。”字句短，却让在场亲友无言。1991年3月，他获准赴美探亲。到洛杉矶那天，天刚蒙蒙亮，他撑伞站在墓前，久久未起。陪同的少亲人听见他低声喃喃：“大姐，我来晚了。”雨声裹着泪声，没人敢上前搀扶。
至此，轰动一时的“少帅夫妻”故事抵达尾声。一纸离婚并未切断情感，隔海相思亦被岁月封存。那张空穴依旧静待，而长眠者已无风雨。从某种意义看，遗嘱与那沉甸甸的余额，并不仅是金钱，更是一位东北女子半生奔波、不离不弃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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