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莫，业余厨子，曾主业写公文，副业写文字。祖籍山西万荣，出生于陕西合阳，青年作家，诗翼阅读人文坊·诗翼阅读工作室联合发起与创始人，作品见于《光明日报》《上海文学》《星星》《黄河文学》《北京青年报》等等，著有《蓝花诗文集》等。现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兼事创意写作与翻译工作。曾经的诗人，现在的考古抒情随笔、小说梦想人与艺术掌故达人。
“期待”与“眺望”现代汉诗的新纪元——关于现代汉诗的几个问题
一、现代汉诗：传统与现代
从1917年“现代汉诗”开始建立体系并于“传统汉诗”形成对抗算起，时至今日已逾百岁。相比“传统汉诗”这位父辈，“现代汉诗”显得似乎过于“年轻”。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所有时代文学中那些携带原创性力量的诗人总裹挟着一种阻力，对后代诗人造成一种影响，这种影响造成后代诗人的焦虑症状。传统汉诗对于现代汉诗造成的阻力，在现代汉诗建立初期就显示出端倪，“胡适在其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改革计划，正是要在新语言、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文学典范。”但是，“现代汉诗的先驱构想的激进改革所遭受到的困境，在1910年到1920年代的新诗中明显可以看到。正如胡适坦诚的自我批评，他的新诗是‘放大了的小脚’尚未摆脱古典诗词的影响。”①直到1934年，距离胡适的文学革命已有17年，鲁迅认为新诗仍在“交倒霉运”。
“现代汉诗”建立初期的“弑父”意图在实践中使得现代汉诗先驱的探索陷入焦虑的深渊。与此另一批现代汉诗先驱则将目光转向传统，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建立一种书写的联系，比如闻一多、废名、陈梦家等人在传统与现代断裂中有效整合后创新性的书写对于后来现代汉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对我们理解“现代汉诗”的传统至关重要，假如存在这样的传统。百年以来，几次政治文化断裂造成现代汉诗未及时建立自己的传统，但追溯现代汉诗的谱系，无非根植于几次大规模“西学引入”翻译潮流和固有的传统资源。因此，就现代汉诗文本传统而言，并没有生成一个独立的、完善的生态系统，这对现代汉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阻力。“一种诗歌传统的建立，来自后来者对操持着同一种语言进行写作的前辈大诗人进行有意识地吸收和模仿，并且一代代传承、引用，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学记忆”。②
T.S艾略特认为,“善于吸收和随之而来的广阔范围是德莱顿的显著特征。通过经常的翻译实践，他推动了并且显示出了更大的多样性。”③多年前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深深感动，这不就一个诗人建立自己体系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而言，就是带着艾略特所谓的“历史意识”使自己构成“传统”这个存在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敞开的、完善的体系中保持敞开与吸收的姿态，迎着这种姿态去书写，使诗呈现出广阔性和多样性。
尽管在20世纪现代汉诗中呈现出了丰富性、广阔性和多样性，但遗憾的是现代汉诗在植根传统和翻译外域诗歌中依然没有建立自己的文本传统，或者这个文本传统待有待时日去生成、修正和完善。奚密认为，从1917年以来的现代汉诗实践一直存在两种走向，即背离传统经典在外国诗歌中另寻典范和新思想与植根传统经典寻找典范和思想共存。然而前者在具体实践中却表现一种混合影响的特质，即对传统经典与外国诗歌进行一种创新性的整合策略，使诗歌文本呈现出多重观念的征象，比如梁宗岱、冯至、艾青、穆旦等人都有很明显得痕迹。因此，关于未来现代汉诗依据传统寻找思想和植根外国诗歌另寻典范、思想以及前者和后者混合生成的现代汉诗形式，在一个现代汉诗文本传统尚未建立之前它们将会依然持续存在。
二、现代汉诗：新世纪的症候与裂变
20世纪八十年代对于经历了十七年极左路线压迫和十年“文革”浩劫的人们来说，重估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成为最迫切的诉求，从国家层面开启的“拨乱反正”和对“建国以来若干问题肃清”的呼声与实践都使得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绝大数中国知识分子相信“只有确立真实的、完整的、活生生的人，主体才能确认自己在现实位置”，“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第一次在文化的象征秩序中辨认自己的位置。”④,从辨认的位置中人呼出自己的权利与价值，重新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朦胧诗歌”在对恢复人和肯定人的辨识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统一。
人从辨识中修复了历史给予自己的不公正压抑后，“释放压抑”的镜像母体，不断衍生裂变，自朦胧诗之后现代汉诗从恢复的统一中逐渐偏向分离，这种分离趋向多元性扩张。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推行的‘精英文化’一度充当解放思想的先锋，构成社会的共同想象关系，而现在却被整个社会弃置于一边。整个社会的卡理斯玛（charisma）（中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解体，文学共同体讲述的‘大写的人’的神话也宣告破产。这个时代面临深刻的文化危机，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已经死去，取而代之的不过是一些纳克索斯式的文化自恋主义者。”⑤，在确定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人“释放压抑”的镜像母体在物欲纷繁中不断增殖，知识分子被物欲鼓吹的价值导向所击落，知识分子在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冲击浪潮中失去坚守，就像雅斯贝斯比喻的“我们是在一个旋窝里旋转”，被旋流拖着前进。
现代汉诗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陷入物欲价值导向的旋流，不断呈现出坠落的征象。诗歌整体呈现出思想平庸、审美坠落、艺术丧失，书写陷入“个体物欲的呼吁”和“生活的碎片的溪流”，“面具”成为人的象征，人掩盖着自己的空疏贫乏，“个人仅仅被当成是一种实现了的功能，他在无限空洞的形式中丧失了自己的真确性。”⑥,朦胧诗之后诗歌整体趋向的症候其实质是文化价值体系由单一走向多元后秩序混乱的具体呈现，这似乎与马修·阿诺德认为的 “文化就是或应该是对完美的探究与追寻，而美与智，或曰美好与光明，这就文化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⑦恰恰相反文化成为一种来自物欲消化的无数晶体，在看似结构体的牵连关系中构成一个虚无的整体，正如盖伊·德博认为，现代条件生产盛行的社会里，一切生活都呈现为大量景观的累积，过去体验的一切都都逐渐成为再现，其实内部破裂早已向外渗透，真实不过是一时的虚假。
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期，当虚假的诗歌繁荣掩盖诗歌真实的贫乏时，诗歌标签化运动一浪又一浪，就诗歌实质而言，并没有取得多少突破。不过是几场“圈地运动”摇摆的热浪，嚣声喧闹终归沉寂。现代汉诗在旋回之中艰难而行，有待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三、现代汉诗：新纪元的期待与眺望
2015年3月5日，由中国当代诗人罗炜发起的《中国诗歌宣言》⑧，对于现代汉诗来说应当是一种幸运的来临。宣言中罗炜先生从对当代的社会环境分析判断入手，并深刻指出“当今这个社会，道德沦丧了”，针对生存环境趋向恶化循环的命运，他指出“科学和技术发展”乃至“神灵”都无法给予救赎意义。与其依靠他者之力，不如依靠自身之力“我们无法期待神灵的救赎，我们只能是自己的神明”。罗炜先生从国家历史与民族命运的角度深刻阐释了诗人与国家、诗歌与民族的关系，即“诗人和诗歌是民族的脊梁，没有诗人和诗歌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悲情催生的民族。”，稍后，他指出了当下诗人与诗歌的生存危机现状，并呼吁诗人“持欢乐之心，守一方净土”，给予诗人存在价值肯定性的认同“诗人以拯救人类灵魂为己任，作为诗人应为此感到自豪与光荣”，一个平庸的诗人远远不足以与诗人应有的职责和使命相匹配，于是，罗伟先生呐喊出了“拒绝平庸，走向大师”的崇高诗歌理想与愿景。这对于现代汉诗发展生态局势的扭转和开创一个“尊重诗人，尊重诗歌”的伟大时代的构建都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是的，人们期盼一个诗歌的新纪元，一个属于现代汉诗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应该是由众多优秀的心灵编织众多恢宏的诗篇汇聚而成。这个新纪元的到来也将推动现代汉诗文本传统的生成，这个传统凝聚的精神，应当不仅指向西方诗歌，更应该指向华夏经典的源头，从遥遥的轴心时代源源而来，长长流淌，和一切伟大的精神传统一样，这种精神应当有着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呈现的终极目标，即“人类的完美或曰救赎”。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与诗人诺瓦利相遇，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何等优秀的心灵，在短促的瞬息消失于人类历史浩瀚的烟卷。我在他的身上读出了来自精神世界的广阔，正如他说,我们寻找世界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位格化的、全能的点。这个点就是灵与灵的接触。因此，我相信罗炜先生所召唤现代汉诗的新纪元是由无数这样的点构成，这个无数个点密布的几何我们描绘人类世界的图形，它使世界的面目变得清晰可触，我们从中发现了人的完美，人的真善和人的偶像。诗，无疑是人对自身的再次发现与升腾，人类的最大财富也在其中。
2015年3月5日，对于现代汉诗来说昭示着一种提升，一种融合，一种存在于每位诗人身上的可能呼之欲出，心眼澄明，正如罗炜先生呼吁的那样“2015年，中国诗人一直在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又会有新的十年黄金时代，将远胜于上世纪八十年。让我们热烈的呼唤一个诗歌女神的春天，让我们热情呼唤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愿中国的新汉语诗歌之魂兮归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和眺望现代汉诗的新纪元，让我们记住为现代汉诗祝福。
引文与注释：
[1]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6页[2]张定浩：《批评的准备》，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3]艾略特：《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4]陈晓明：《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述与文化危机》，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5]陈晓明：《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述与文化危机》，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6]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7]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页
[8]罗炜：《中国诗歌宣言》参见这就是时间微信平台
本文选自：本文系诗翼阅读工作室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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