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夏，陪都重庆的嘉陵江畔灯火通明，国共双方的联络官员一天到晚穿梭在南岸小道。夜色下，一封加急电报从桂林送到周恩来手里——发电人是中共代号“八一”的潜伏人员谢和赓。电报只有一句话：“剧团已抵桂，援款无虞。”在那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年代，一行字就能决定秘密战线上成百上千人的安危。
电报所说的剧团，正是由王莹、金山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为了抗战宣传，他们自1937年起从上 海一路演到南洋，再回到内地。当他们踏进桂林时，负责接待的竟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表面国民党上校，暗地里却是周恩来亲自掌握的“红色钉子”。王莹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觉得这位秘书周到干练，颇有侠气。
三个月后的一天，桂林东门口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李克农出差返城，迎面遇见王莹、金山和穿国府军装的谢和赓。李克农下意识地举手：“谢秘书！”短短三个字，却像电闪雷鸣，把王莹心中那道疑雾击得粉碎。她终于明白，这个“军阀身边人”，原来是同志。
眼见身份暴露的危险无限放大，李克农连夜向重庆汇报。周恩来思索再三，决定立刻让当事人见面，把所有隐患锁死在最小范围内。1942年春节过后，王莹与谢和赓被秘密带到抗战陪都的红岩村。那是一场无人旁听的谈话，也是爱情与革命在崖口转身的瞬间。
周恩来先把两人叫到桌前，温声说道：“你们的感情，组织理解，也完全支持。”他看着谢和赓，话锋一转，“可是眼下形势复杂，你和妻子的旧婚姻暂时无法公开解除。在手续没有办妥以前，不得同居，更不能对外宣称结婚。”
谢和赓低头：“明白。”他知道，这不是冷漠，而是保护；不是条款，而是盾牌。王莹抬眼，轻轻点头。周恩来又补一句：“出国后互相照应，必要时称订婚即可。”
为什么要让他们走？答案写在时间轴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成了抗日物资的重要来源。桂系急需在华府安插“懂英文、懂军政、懂宣传”的人手，白崇禧便提议：让助手谢和赓随同文艺界代表王莹赴美“留学”，兼任联络。周恩来意识到，这既能保存谢和赓这条潜伏线路，又能借王莹的舞台影响争取海外舆论，何乐而不为。
1942年底，两人登上远洋客轮，舷号在海雾中若隐若现。船舱里，谢和赓把随身的《论持久战》递给王莹：“空下来就翻翻。”王莹笑着回敬一本《莎士比亚全集》，“也要补补人文课。”短短一句调侃，不到两秒，只占这段故事的一个侧影，却写满风浪中难得的宁静。
八年海外时光，他们严格遵守“分屋而居”的纪律。王莹先后就读贝满学院、耶鲁大学，演讲数百场，筹款十余万美元；谢和赓在哈佛进修国际关系，暗中搜集美军对远东战略的动向，并通过隐秘渠道寄回重庆。很多美国友人只知道他们是“未婚伴侣”，却不知道这一“未婚”是政治安全带。
1950年春，广西老家寄来一份法院判决书，确认谢和赓与杜璇的婚姻正式解除。离婚公告刊登在《桂林日报》那天，他在波士顿寒风里足足站了半小时，胸口仿佛被重锤击中——不是悲怆，而是解脱。
同年2月，谢和赓和王莹在纽约举办简朴仪式。证婚人冀朝鼎夫人说：“烽火铸就的感情，最经得起岁月。”现场来宾寥寥，却无一不为之动容。有人感慨，这段恋情走了十三年才修成正果，密电、暗号、潜伏、出海，环环相扣，不是一部谍战片却比谍战片更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俩多次向外交部递交回国申请，美方百般阻挠。直到1955年夏，他们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踏上轮船。抵达天津港那天，李克农特地前来迎接，同车的还有田汉。李克农握住谢和赓的手，只说了一句：“东门那声招呼，今天终于补回来了。”
回京后，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与《青春之歌》剧本研讨；谢和赓进入《世界知识》杂志，随后调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从密探到学者，他改头换面却没丢锋芒。1960年代谈到拉美局势，他一句“古巴不是孤岛”，让在场的年轻外交官豁然开朗。
1974年2月，王莹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谢和赓整夜坐在病房外，眼角干涩到没有泪。他把周恩来当年那张写有“祝爱情幸福”字迹的便条贴在王莹的手边，轻声道：“任务完成了。”
2006年冬，谢和赓在睡梦中走完最后一程。芜湖神仙台陵园里，新落成的合葬墓碑并排刻着两行字：“王莹——中国电影人的旗帜；谢和赓——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共产党员。”石碑旁几株香樟迎风而立，树影摇曳，像极了桂林东门那年午后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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