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8日清晨，北京南苑机场的跑道边雾气尚未散尽，一架自香港起飞的民航机在塔台指挥下缓缓滑行。舱门还没打开，欢迎人群已自觉排成两列：左侧是贺龙、陈毅、叶剑英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右侧则有杜聿明、宋希濂等昔日国民党旧部。周恩来站在最前面，神情平和却带着期待——机舱里坐着李宗仁，这位曾被定为“第二号战犯”的国民党代总统，兜兜转转十六年后决定重回故土。
短暂寒暄后，李宗仁抬头环顾，熟面孔扑面而来，他轻声感叹：“变化真大。”一句话，道尽沉浮。周恩来微微点头，回应得简短：“欢迎回家。”两人相握的手背上，都有明显的老年斑，岁月没有提前打招呼就留下了痕迹。
飞机落地只是表象，促成归国的铺垫却拉得极长。若把镜头拉回1936年，两广事变时，李宗仁与陈济棠、白崇禧公开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则铁了心“攘外必先安内”。关键当口，中共派云广英秘密入桂，劝说以和平方式收场。蒋系重兵未动，两广内部也得以转圜。李宗仁第一次体会到另一股政治力量的调停威力，心里留下了“能合作”的伏笔。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南京高层叫嚷“讨逆”，国民党各派声音嘈杂。李宗仁没有立即站队，而是与白崇禧联名通电全国：主张政治解决、全民族抗日。周恩来飞抵西安后，把中共“保蒋抗日”的主张晾在桌面，李氏新桂系顺势响应。事变和平收尾，李宗仁从旁见证，也再一次记下周恩来的审时度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之役能否一战成名，外界并不看好。徐州城里，李宗仁反复衡量兵力、弹药和汤恩伯的中央军。周恩来在武汉见他时开门见山：“打一场硬仗，振民心！”李宗仁犹豫，白崇禧也说不上敢押全部身家。结果，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派人做工作，甚至把年轻的张爱萍送去徐州“蹲点”催促。几番推敲，李宗仁终于下决心。台儿庄一战血染河滩，却也第一次让日军尝到重大挫败。战报传回武汉，周恩来只是平静地说：“该赢的仗就得赢。”
抗战胜利后形势逆转，内战阴云压顶。蒋介石硬推内战，李宗仁却被架在半空：一边是形同陌路的蒋介石，一边是大势所趋的人民解放军。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他以“代总统”身份飞往美国，侨居纽约，靠稿费和旧部资助度日。外表体面，内里清苦；朋友来访，他常自嘲“做客寓公”。程思远赴港多次，反复把国内信息带给他：大陆愿意给来去自由，无需顾虑身家性命。
周恩来在1956年公开表态，鼓励海内外国民党人士“观光、探亲、谈统一”，并引用古语“和为贵”。李宗仁收到转述，心里那根乡愁的弦被拨得更响。同年他寄来一批自称价值十一万美元的书画，算是试探大陆态度。故宫鉴定结论令北京颇为为难：真迹寥寥，总值不过三千美元。周恩来专门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笑道：“投石问路嘛，他说十一万，我们给十二万，省得他心里犯嘀咕。”财政部长李富春随即划款，这份“不计得失”的信号，比任何文件都直接。
归国计划提上日程。1965年夏，李宗仁先从纽约到香港，再转机北京。途中他反复嘱咐夫人郭德洁：“大陆若不自由，我就再飞出去。”周恩来事先交代海关：不查行李、不留盘问。飞机落地那一刻，李宗仁的戒心骤减。杜聿明上前打趣：“李先生，咱们又同一城了。”曾经战场相对，如今笑语相迎，场面颇为耐人寻味。
抵京八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见他。握手之时，毛泽东脱口一句：“你是有功的。”毛泽东点到的功劳，既指两广事变的抗日呼声，也指台儿庄的血战。李宗仁答不上推辞，只诚恳致谢。宾主落座，毛泽东聊及身体：“德邻先生身体要紧，年岁大了别再奔波。”李宗仁坦言：“只盼台湾早日回归。”短短对话，不到二十字，却把共同愿望摆得分外清晰。
归国三年后，李宗仁查出直肠癌。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轮番会诊，手术费、医药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968年国庆，他拄着拐杖参加招待会，仍举杯祝酒。谁都能看出，这位昔日“桂系领袖”已被衰弱蚕食。1969年1月30日清晨，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终年七十八岁。追悼会上，周恩来致辞只一句：“李宗仁将军一生以国家民族为念。”花圈整齐，礼炮肃穆，熙熙攘攘的送别队伍里，也有不少当年台儿庄战役的老兵。
回顾李宗仁的一生，转折点一次比一次剧烈：先是民国军阀混战，再是正面抗日，再是流亡海外，最后又归于新中国怀抱。促成这一连串转折的，是对民族存亡的在意，也是周恩来长期而耐心的统战铺垫。有人说他识时务，也有人说他晚节可嘉，但无可否认的一点——在国家前途的节点上，他确实做过选择，而且被写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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