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想象，明明是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理想的两个好同志，竟然会大吵起来，甚至说出“我毙了你！”这样的气话。
故事的主人公是萧克和宋时轮，这两位后来的开国上将，为什么会在抗日烽火正盛的关头，险些拔枪相向呢？一切，还要从激动抗战的血泪与纠葛说起。
1938年的春天，华北平原上的日伪军正忙着抽调兵力南下，支援徐州会战。
毛主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一纸命令传到雁北：命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火速赶往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冀东这地方，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日军经营多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但这里的老百姓，早就憋着一股反抗的怒火。
当地地下党负责人李运昌，已经在乡村阡陌间埋下了革命的火种；还有本土武装领袖高志远，带着几千乡亲，盼着八路军来领头抗日。
5月，宋时轮和邓华的队伍在平西会师，合编为第四纵队，5000多将士扛着步枪，唱着战歌向东挺近。他们一路连克延庆、永宁，直逼北平郊区，把日军搅得鸡犬不宁。
7月，时机成熟，李运昌和高志远振臂一呼，冀东大地上瞬间燃起抗日烽火，20多个县相继暴动，20万群众扛起锄头、拿起猎枪，汇入抗日洪流。短短一个月，冀东抗日联军宣告成立，高志远任总司令，麾下兵力达到7万之众。
那是激动抗战最扬眉吐气的时刻。滦县的百姓跟着高志远三打乐亭城，卢龙的乡绅高敬之站在城头喊话，愣是骂开了紧闭的城门，遵化的洪麟阁带着队伍收复县城。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也忍不住称赞：“这是敌后抗战的一大壮举！”
可烈火烹油的热闹背后，藏着致命的隐患。
这支7万多人的抗联队伍，大多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没经过正规训练，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老套筒步枪，有鸟铳，甚至还有人拿着大刀长矛。他们能打顺风仗，可一旦遇上日军的重兵围剿，就会像一盘散沙。
果不其然，日军的反扑来得又快又狠。9月，大批日伪军从东北和华北调集而来，飞机大炮轮番轰炸，骑兵部队四处追击。
宋时轮站在山头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抗联战士，心里犯了难，平原无险可守，硬拼就是送死。他想起红军在南方打游击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方案：把队伍拉到长城以北的都山，依托山地建立根据地，与日军周旋。
这个想法，在军事课本上看是稳妥的，可在冀东，却犯了“水土不服”的大忌。
都山紧挨着伪满洲国边境，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在这里修碉堡、建据点，特务遍布各个村镇，群众基础几乎为零。
第四纵队和抗联队伍刚开进都山，就陷入了绝境。日军的封锁线越缩越紧，粮食和弹药很快告罄，战士们只能啃树皮、嚼草根。
更要命的是，山里的冬天来得早，刺骨的寒风裹着雪花，不少战士穿着单衣，冻得直打哆嗦。没有群众支援，部队就成了无源之水，打了几仗，伤亡越来越大，宋时轮只能咬着牙下令：撤回平西整训。
撤退的路，成了一条血泪之路。日伪军在后面紧追不舍，沿途的村庄要么被烧光，要么被伪军控制。
更让人心寒的是，队伍里的冀东子弟开始大规模逃亡。他们想家，想老婆孩子，看着前路茫茫，不少人都趁着夜色悄悄溜走了。
等宋时轮带着残部抵达平西的时候，当初7万多的队伍，只剩下4000来人。寒风中，宋时轮看着稀稀拉拉的队伍，眼眶通红。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次败仗。
延安的电报很快就传了过来，中央并没有责怪宋时轮，反而肯定了冀东大暴动的意义：“冀东的群众基础还在，这块根据地不能丢。”
1939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三地的抗日武装，司令员的人选，定的是120师副师长萧克。
消息传到平西，宋时轮心里五味杂陈。他本想带着队伍杀回冀东，一雪前耻，可现在，却要在一个“空降”的领导手下干活。
更让他憋屈的是，萧克来的时候，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身边只带了几个警卫员，挺进军的家底，全是宋时轮和邓华的老部队，再加上冀东抗联的残部。
萧克是黄埔四期毕业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打仗勇猛，治军严格。他一到平西，就发现了队伍里的问题：纪律涣散，乡土观念严重，尤其是高志远的抗联残部，整天嚷嚷着要打回冀东。
没多久，一封举报信送到了萧克的案头，信里说高志远暗中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还跟日伪有联系，企图叛变投敌。
萧克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刚上任，队伍里就出现“通敌”的苗头，这要是不处理，队伍就没法带了。
随即，萧克当即下令，逮捕高志远。
宋时轮和邓华听说后，连夜跑到挺进军司令部求情。
宋时轮拍着胸脯对萧克说：“萧司令，高志远这人我了解，他就是想带着乡亲们回家，绝不是汉奸！就算他有错误，也该送到延安审查，不能随便杀啊！”
邓华也在一旁帮腔：“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杀了高志远，冀东的群众会寒心的。”
可萧克的态度很坚决：“战时治军，必须严明纪律。他通敌的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震慑军心。”
1939年4月27日，挺进军在山南村召开公审大会。公诉人杨春甫宣读了高志远的“罪状”，地下党员陈飞拿出了所谓的“证据”，在一片口号声中，高志远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当场枪决。
枪声一响，冀东抗联的残部就彻底“炸了锅”。高志远是他们的主心骨，如今主心骨没了，队伍人心涣散，几千人连夜逃亡，最后只剩下几百人。宋时轮站在村口，看着逃亡的战士，心里对萧克的不满，又多了几分。
矛盾的导火索，很快烧到了指挥体系的设置上。
宋时轮和邓华商量后，向萧克提出一个建议：挺进军应该设立“一正二副”的领导班子，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任副司令员，邓华任副政委，下面再设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这个建议，在宋时轮看来合情合理，他们在冀东流血流汗，打下的家底，理应得到相应的职位。
可萧克却有自己的考量：他是师级干部，宋时轮和邓华是团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副司令员，不符合军队的晋升制度，必须报请中央批准。
萧克最终的决定，让宋时轮和邓华彻底寒了心：不设副职，参谋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与宋、邓的支队平级。
这意味着，宋时轮和邓华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他们不再是挺进军的领导层，只是普通的支队司令。
“我们在冀东拼命，到头来还不如一个新来的参谋长？”宋时轮气得怕了桌子。
之后的会议上，他也多次公开顶撞萧克，两人从智慧策略吵到部队管理，每次都不欢而散。萧克也来了火气，翻出冀东撤退的旧账：“当初要不是你执意去都山，队伍能损失那么惨重吗？”
争吵越来越激烈，宋时轮觉得再待下去也没什么也是，干脆就想了个“以退为进”的法子。他向萧克递交报告，说自己胃病复发，申请回延安休养学习。他以为，萧克离不开他的部队，肯定会挽留他，甚至做出让步。
可宋时轮猜错了。萧克看了报告，二话不说就批准了，还立刻下命令：由参谋长程世才接管宋时轮的支队。
这个决定，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宋时轮心里最后一丝希望。他看着命令，愣了半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萧克这是要彻底夺他的兵权。
接下来的几件事，更是让宋时轮的疑心越来越重。挺进军司令部开始频繁南移，从福山口到白涧村，最后落脚在板城村，离宋时轮的支队越来越远。
更让他警惕的是，晋察冀锄奸部部长余光文也来了平西，驻扎在板城村北边的赵各庄，还在村里盖了一座能关押百余人的大牢。
这些线索串在一起，宋时轮越想越怕：萧克这是要摆“鸿门宴”啊！先把他骗去开会，然后关进赵各庄的大牢，再让程世才接管部队。
宋时轮的老部下大多是红26军出身，在陕北经历过不少风浪，一听说锄奸部来了，个个神经紧绷。
他们劝宋时轮：“司令，这次开会不能去，要去也得带着部队去，不然你会吃亏的！”
宋时轮咬了咬牙，点头同意了。
1939年秋的一天，宋时轮带着一个加强连，浩浩荡荡地进了板城村。战士们在村口架起机枪，枪口对着会场的方向，他这才带着警卫员，昂首阔步地走进了那间农家土坯房。
会场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萧克坐在主位上，脸色冷峻。会议刚一开始，萧克就直奔主题：“宋时轮同志，根据总部指示，你即日前往延安学习，你的支队由程世才同志接管。”
“凭什么？”宋时轮猛地站起来，“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说交就交？”“这是组织决定！”萧克也拍了桌子，“你抗命不遵，眼里还有没有军纪？老子毙了你！”
“你敢！”宋时轮的火气也上来了，指着萧克的鼻子吼道，“要毙我？老子先毙了你！”这句话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会场的火药桶。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动静，猛地冲了进来，把一把手枪拍到宋时轮面前。
眼看就要出大事，邓华、程世才等人赶紧扑上来，七手八脚地夺下了手枪，死死抱住了宋时轮。
“姓萧的，这会我不开了！”宋时轮甩开众人的手，摔门而出。他带着部队连夜离开了板城村，一路北上，回到了雁北，之后辗转去了延安。
这场惊心动魄的冲突，让挺进军的元气大伤。宋时轮走后，萧克手下的兵力更加单薄，冀热察根据地的局面迟迟打不开。1942年，挺进军的番号被撤销，萧克也调离了前线，去了延安的军事学院任教。
宋时轮到了延安后，也没过上安生日子。他因为“板城事件”，被要求多次写检讨，好几年没能带兵打仗。
直到1943年，延安召开会议，宋时轮在会上谈起这件事，语气诚恳：
“同志们，当年在板城，是我太冲动了。萧司令说‘毙了我’，那是气话，我哪能当真？他是我敬重的领导，我怎么会对自己人动手呢？”
话音刚落，会场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大家都明白，宋时轮这是借着台阶下。其实中央早就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场冲突，说到底也只是两位性格刚烈的将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因为沟通不畅、理念分歧而引发的误会。
抗战胜利后，宋时轮和萧克都重新走上了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授衔时，两人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初的恩恩怨怨早就随风消散，但那段往事，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它告诉我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胜利的欢呼，也有失误的阵痛，有同志间的并肩作战，也有战友间的误会分歧。
而正是这些磕磕绊绊，才让我们的革命事业，在一次次磨合与反思中，不断向前，最终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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