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北京的雪比往年来得早。老朋友小聚，酒桌上突然有人提起：“唐生明若不是二十年前被周总理一纸电报请回内地，这会儿恐怕还在香港忙民航的烂摊子。”话音落下，屋里顿时静了几秒，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墙角那张发黄的合影——周恩来、毛泽东与唐生明并肩而立，笑意温暖。人们于是翻出旧事，时间线一下子拉回到五十年代初。
1954年夏，周恩来正在中南海处理“一五”计划的援苏清单，突然接到香港来电：唐生明正准备赴美考察航空设备。周恩来没多想，放下文件写了八个字——“速返北京，共谋建设”。秘书当天就飞抵九龙，递上电报。唐生明看完只说一句：“总理有召，岂敢不从！”转身订票启程。
十月初，他抵京。国务院安排的临时宿舍只有两间小屋，寒酸得很。周恩来心里过意不去，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还是那个淘气娃子？从我稿费里挤四万，给他安家！”四万块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批示落款一出，工作人员全愣住了。毛泽东补了一句，“当年在湖南，我还给他掖过被角呢。”
要说这份情谊，还得追到1919年。那年秋天，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执教，碰上一个专爱课堂吹口哨的顽皮少爷——正是唐生明。毛泽东没发火，转身写完板书，淡淡道：“嘴唇不动也能吹曲子，我当年也会。可现在得先把书念好。”一句不轻不重的话，竟把唐生明镇住。从此，这个放纵惯了的富家子跟随老师同吃同住，硬生生被磨成班里成绩最好的“尖子”。
毕业后，唐生明一路读进黄埔，官至团长。本性浪荡，却对大事有分寸。1927年“四一二”后，毛泽东秋收起义弹药告急，他连夜从汉口调来三百多支枪、一万发子弹。有人问他凭什么冒险，他撇嘴：“老师发话，还用说理由？”短短一句，透露出非同寻常的信任。
抗战爆发，戴笠奉蒋介石令，要他潜入汪伪政权充当卧底。表面上“叛逃”，实际上暗中截获情报、策反要员。1943年，他设局借日本宪兵之手毒杀李士群，动作干净利落，被戴笠称赞“最漂亮的一枪”。然而多年的潜伏，也让他看清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与专横。1948年，他偷偷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洽，暗助唐生智策反地方守军，为湖南和平解放埋下伏笔。
1949年8月，长沙城楼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唐生明协助陈明仁、程潜完成起义后，留任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随后又赴香港，主持“两航起义”善后，把两家公司近两百架飞机、两千多名技术骨干安全转交新中国，这一步极大缩短了共和国民航起步期的空白。
时间回到1954年，安家费落实后，唐生明搬进西直门附近一处四合院。院子不大，却常飘出谈笑声。周总理来访时拍着他肩膀调侃：“你当年闯荡上海滩的派头全没了。”唐生明笑答：“革命年代讲排场，那叫浪费；现在讲排场，是没觉悟。”屋里众人哄然。
新中国成立早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了头疼问题。关押的都是旧日国军将领，成见深，情绪杂。相关部门对他们缺乏了解，思想改造推进缓慢。1956年，中央点名唐生明“出马”。理由简单——他既懂军中规矩，也清楚那些人的脾性。唐生明进所第一天，就把杜聿明拉到院里晒太阳，两人聊旧军装、聊战场失利，最后抛出一句：“国家请你们不是算旧账，而是要新功。”一句话击中要害，改造工作从此顺畅许多。
进入七十年代，他淡出公务，仅在政协常委会上偶尔发言。有人请他回忆往事，他总摆手：“大浪淘沙，留下的是时代，不是个人。”1987年10月24日凌晨，唐生明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二岁。整理遗物时，家属发现那张1954年的安家费批条仍被压在抽屉深处，字迹已褪色，却依稀可辨——“从我稿费中拿四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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