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经历远比电视剧《潜伏》演得复杂:此人原名吴景中,1925年受我党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跟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老蒋的儿子蒋建丰)分在了同一个班,同样受老蒋那方面派遣去的同期(实际是第一期)同学中,还有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于右任女婿屈武,我方派去的留学生更多,其中还包括沈醉的姐夫余乐醒。

有一部分我方派遣留学生回国后都叛变了,这一点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写得很清楚:“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筹备军统临澧特训班),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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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中(咱们还是称吴景中为吴敬中比较方便,反正特务的名字跟代号差不多,没必要计较半字之差)从军统临澧特训班出来,还当过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长、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并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当时天津有两个站,二站负责外事情报不广为人知,所以一提天津站,大家都认为那就是老吴为站长的一站)任上弃职出逃,原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李俊才被毛人凤紧急任命为天津站站长,一个月后天津解放,小李到军管会自首,然后就进了战犯管理所,跟沈醉做了同学。

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遇到了很多成为新同学的老同事,他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开列了长长的名单:“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有不少,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人事处人事行政科长黄康永及孙文忠等不下几十人;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如文强、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尧、邢森洲、岳烛远、黄毅夫、饶林、沈觐康、王乐坡、程浚、马策、毛宗亮、王一心、刘非、李俊才、陈旭东、刘茂欣、陈达、李人士、徐梦秋、袁晓轩、薛仁安、徐晋元、郭宗尧、曾坚、蔡慎初、李汉元、廖宗泽、何际元、东方白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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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说的“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被俘时的身份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但在文强转换阵营后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也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

我们细看沈醉提供的名单,再看看文强的履历,就会发现吴敬中居然跟《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渗透》中的“老大”陈明都有过交集:军统在东北的特务系统,就是文强在抗战胜利后整合重建的,文强调往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军统在东北的“一把手”就变成了吴敬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强是吴敬中的前任,而吴敬中逃离东北后,一把手就变成了可能是陈明历史原型的陈旭东——陈明和陈旭东这两个有何关联,文化功底深厚的读者诸君比笔者还清楚。

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后进了战犯管理所,吴敬中在东北的接班人陈旭东、在天津的继任者李俊才,也都跟文强沈醉成了“战犯同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吴敬中先后逃出东北和天津,他的两个“接盘者”都进了战犯管理所,这两个接盘者的特赦时间为何差了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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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说吴敬中在东北的接盘者,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曾经在东北军供职,还有“东北军福尔摩斯”之称。

陈旭东这个“福尔摩斯”绰号,笔者第一次在《文强传》中看到的时候,也有点奇怪:陈旭东在东北军当情报科长是哪一年?《福尔摩斯探案集》传入中国又是哪一年?

查完资料才知道陈旭东这个“美称”并不是凭空超前杜撰:《福尔摩斯探案集》是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于1886至1927年间创作的推理小说系列,也就是说,陈明当情报科长的时候,那本书在中国已经有不小的影响力了。

《文强传》对陈旭东的记载是这样的:“陈旭东是东北铁岭县人,张学良统治东北时的情报科长,被称为东北军中的‘福尔摩斯’。参加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他为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才想出奇策投入戴笠门下。他忍辱负重多年,因在收编原东北军系统伪军中出力不少,军统局对他寄托的希望远在余秀豪、荆有章之上。文强担任北方区长后,就积极投入到对汪伪头目策反的紧张工作中。他通过军统局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陈旭东的原东北军关系,甚至还与汪伪军委会参谋总长鲍文樾取得了秘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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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被军统局北方区交给徐远举(这件事笔者写过,就不再复述),又奉命到东北重建或扩建那里的特务机关,他招揽的人员名字,大家看着一定有些眼熟:“戴笠指定文强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陈旭东为副处长,公开掩护名称,仿北平行营例,设立一个东北行营(《文强传》原文如此,但似乎应该叫行辕)督察处。在杜聿明主持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之内,同样设立一个督察处,处长由文强兼,但陈旭东不必兼长官部督察处副处长。文强接收了余秀豪、荆有章、陈旭东三部分最先进入东北的军统组织,根据三方的不同情况,次第办理了接收手续。”

文强走了,吴敬中接班,眼看蒋军在东北一败涂地,吴敬中又走两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活动到天津当了站长,而陈旭东因为非老蒋嫡系,也非毛人凤一派,所以留下来“就地潜伏”,再往后就是被捉进战犯管理所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旭东也算是被吴敬中“坑”了,但吴敬中“坑”的人却不止陈旭东一个,据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回忆,天津解放前,吴敬中又跑掉了,站长一职就落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李俊才的头上——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和情报处基本都是由军统(保密局)特务组成,所以吴敬中和李俊才也算“师生兼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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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才和天津站副站长吕仕伦都是1938年第一批进入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学员,所以吴敬中还真是李涯(如果李涯的历史原型是李俊才的话)和副站长的教官,不同的是李俊才特赦后在西安草滩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吕副站长后来在台湾教书。

因为吴敬中是“叛徒”出身,按毛人凤的如意算盘,像吴敬中那样的特务,都不会带去台湾,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这件事,笔者也引用过,再说同样是重复,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吴敬中离开天津是逃离,而不是执行什么海峡计划,而且是在南京被毛人凤下令逮捕关押了的。

吴敬中如果不跑,李俊才就不会成为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最多也就是跟陈长捷一同被俘,用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也是个未知数。

我们翻阅七批特赦名单就会发现: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陈旭东于1975年3月19日跟文强、周养浩等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陈旭东足足比李俊才晚“出来”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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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少将特务,为啥一个比另一个晚出来九年?看了李俊才的回忆文章,我们都知道他属于投诚自首,而且是带着天津站四个潜伏小组,连武器带电台一同自首的,而陈旭东大概率是在东北解放时被捉的——天津的情况比较特殊,很多人都是只差一点就能成为起义将领,而东北则是炮火连天硬打下来的。

除了被俘(自首)地点不同,可能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67年之后,战犯特赦工作基本就停止了,陈旭东不出来未必是一件坏事。

吴敬中的两个接盘者时隔九年先后特赦,这不能不让读者诸君产生联想:如果吴敬中不逃离东北或天津,而是就地潜伏或就地被捉,他哪一年能出来?他见了老同事、老朋友文强、沈醉、陈旭东会说些什么?见了特训班学生李俊才,会不会骂他不是一个省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