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的抚顺，积雪没过脚面，管理所外的寒风却抵不过人群的热闹——黄维被特赦出狱。许多人好奇，他走出大门后先做的不是抬头看天，而是四下寻找妻子蔡若曙。两人紧紧握手的那一幕，被在场的战友称作“最迟来的短暂团圆”。然而，一年后，她却投河殒命，令人唏嘘。
黄维生于1904年，黄埔一期，抗战八年间屡升要职。1948年淮海战役末期，第十二兵团突围失败，他在陈官庄被俘，随后被送往战犯管理所。那一年，他44岁，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三岁。蔡若曙带着五个孩子辗转上海、台北、香港，最后在1950年春回到大陆，理由只有一句：“国共交锋是丈夫的事，子女的归宿得自己守。”
回到上海后，她进入图书馆编目室，每月薪水不足百元，却要维持六口人的吃穿。经济拮据已够艰难，更磨人的还有漫长的等待。1956年，蔡若曙获准探监。隔着铁门，她劝黄维“顺势而为”，可黄维高举手里的草图，说他正设计“永动机”，要靠“正大光明的技术成果”走出高墙。那份执拗，被管理所同志戏称“战犯中的工程狂人”。
时间来到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没有黄维。上海图书馆的一间书库里，蔡若曙吞下了安眠药。值班员发现及时，她被抢救过来，却从此留下严重的神经衰弱。人们后来回忆，这位沉静的女士一夜之间头发花白。
60年代，黄维的“永动机”遭中国科学院否定。管理所安排家属再度做工作，蔡若曙数次北上：每回见面前，她写好提纲，准备温和推进；可黄维一句“荒谬”，所有耐心瞬间归零。有人调侃他“聊学术比谈感情热情多”。这一幕，被看守悄悄记在日记里。
1975年特赦令下达前，黄维总算同意摘掉“政治抵触”的胡子，态度转折让老所长直呼“见证顽石点头”。他出狱时71岁，蔡若曙已60岁。27年的等待，让她对未来抱有几乎童话式的渴望：一家围坐吃顿热汤面，丈夫偶尔陪她逛淮海路。黄维也想弥补，但很快接连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国防科委顾问，会议、调研、座谈排得满满。家里电话常在深夜响起，蔡若曙每一次惊醒都会下意识摸一摸药瓶。
1976年3月29日凌晨，她再次吞药自尽，剂量不大，被及时送医。黄维守在病房外，第一次流泪，嘴里却只反复说“会议请假了，耽误工作”。那句机械的自责，被医院护士听得心酸。两个月后，她选择跳入永定河，终了此生。现场留下一只合页破损的手提包，包里除身份证外，只有几页参会日程和丈夫需携带的讲稿修改意见。
为何走到绝路？熟悉她的人总结了三点。第一，长期焦虑。丈夫一句失当言论，可能影响全家，她不敢放松。第二，精神衰弱愈演愈烈。药物副作用让她失眠、幻听，越发敏感。第三，心理落差巨大。等来的并非携手游湖，而是不断的礼节场合、政治事务，婚姻仿佛再次被时代裹挟。
黄维随后因心脏病入院。那时他反复向友人提及“永动机计划”，显然仍未悟出妻子真正的需求是一句简单的“谢谢你”。1985年，82岁的他重访抚顺，在留言本写下“第二故乡”五字。四年后，准备赴台探亲的喜悦过度，心梗猝至，终年85岁。
蔡若曙的故事常被提起。有人惋惜她的迟来的幸福仅一年，有人指责黄维不懂柔情。难以否认的事实是，这一对老夫妻都在宏大时代的激流里各守执念：一个坚守等待，一个执迷事业。等待耗尽了柔韧，执念错过了理解，两条平行线终究没在晚年交汇。历史书里只会写下特赦与职务，却写不尽一个图书馆女职员夜深人静时悄悄数过的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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