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开园至今，东郊记忆在成都传媒集团的打造运营之下，已完成从“工业文明遗址”到“国际时尚产业园”的跨越式蝶变。
近日，随着《何以东郊：东郊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蝶变档案》的完成，东郊记忆从此存留了一份专属于它的宝贵记忆。今天，让我们跟随书中的内容，去了解东郊记忆的那些故事。
精神溯源：老“红光人”的青春特写
“红光精神，是红光人留给这个时代和这座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1956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踏上从成都开往牡丹江兵工厂的火车。车厢内热气腾腾，窗外是从西南到东北的迤逦河山。他们怀揣着“学好技术，回成都建厂”的光荣使命，激情澎湃地唱起四川民歌。唱到兴头处，18岁的杨春燕忽然站起身，欢快地招呼起车厢另一头的转业军人：“转哥子！你们也来唱首歌！”
于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青春的旋律沿着铁路穿越大半个祖国，也徐徐开启了东郊记忆的前身——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序章：
从1953年开始，出于备战的考虑，国家先后将一大批军工企业从东北和东部沿海迁入内地。
1958年，作为我国“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沿用788厂（雷达探照灯厂）原有班子，在圣灯乡马槽沟村诞生，军工代号773，对外通信使用106号信箱。
尔时，风华正茂的李铁锤、陶明章、杨春燕等学生和技术工豪迈启程，怀着满腔热情从全国各地来到成都东郊，在尚且贫瘠的土地上挥洒一代红光人最为宝贵的热血与青春，铸造了红光厂的辉煌，也让这里成为成都工业的重要基石。
一场从无到有的征程
对于第一批红光人而言，建设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是一场“从无到有”的征程。
1958年，成都沙河沿岸还是一片农田。红光电子管厂傍水而建，河东是厂房，仅有一个车间和库房，连坩埚炉、退火炉等都需要工人们自行设计；河西则是工人住宿区，一栋孤零零的三层小楼房。沙河边上，是为工人们提供娱乐生活的“电影院”——那不过是一间草屋，一根一根的树棒搭在砖头上就是座位。
那条从生活区通往厂区的小泥巴路（如今的建设路）不过田埂宽，似乎“从来没有干过”。在陶明章的记忆里，“架架车”“鸡公车”“棒棒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前进，每当运输用的汽车开过时，便扬起漫天灰尘，令人躲避不及。
红光人“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修厂内铁路专用线、厂房基建、埋设电缆管线……年轻的杨春燕写得一手好字，在红光电子管厂的墙上写下了第一幅大标语，每个字一米见方——“安全为了生产，生产为了安全”。工厂内外一片热火朝天，白天到处是嘹亮的号子，夜晚则是攻关学习的灯火通明。
被誉为“中国电子束管之父”的吴祖垲常常留在办公室指导工人们的业务学习。工人王成禄回忆：“有时搞到深夜，有时晚上还要搞突击任务……夜战后的第二天，大家仍按时上班，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有怨言。”
在装配车间等主厂房还没盖起来的时候，试制工作就开始在成品库内进行了，试制一旦成功，就立即转入生产。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的陶明章，被分配的工作是试制黑白显像管。但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显像管，只能通过查阅成都各个图书馆资料，结合苏联提供的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解决技术难题。李铁锤回忆：“当时施工条件简陋，全手工操作，一天只做几十支管子，所有工序都是手工。白天搞生产，晚上在宿舍翻译（苏联）图纸。”
当时的试制条件有限，沉淀间没有空调，技术工们就在门窗上挂起厚厚的棉布帘，用几个电炉来升温；没有煤气，就临时用石油热裂产生。
1959年冬日的一个上午，红光厂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中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试制成功。那一日，担任总工程师的吴祖垲在看完全部测定结果之后，十分激动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制造成功的国内第一支黑白显像管！”
到1963年，红光厂已发展成我国最大的显像管玻壳生产基地，也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综合性电子束器件生产基地。次年，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
这一时期，红光厂不仅是我国唯一能试制及批量生产黑白显像管的工厂，其生产的示波管、摄像管、夜间摄像管、图像倍增管、雷达指示管等军品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研究“两弹一星”时所使用的仪器屏幕，即是由红光厂生产；当年的核潜艇建造工程，红光厂也承担了四室储能管中的大屏幕直观式607管的研制工作，并圆满完成任务。
“北有首钢，南有红光”
若细数红光厂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关于我国第一支彩色显像管的故事值得一提：1970年，李铁锤担任彩色显像管突击队队长期间，红光厂生产出我国第一支彩色显像管，被国内同行誉为“电子工业的原子弹”，引起全国轰动。
1968年，国家发出全民大办彩电的号召，红光厂成为彩色显像管试制首选单位。研发到1970年，全国多地都加紧进入了试制彩色显像管的关键阶段。那段时间，为了“为国争光，为厂争荣誉”，抢先试制出彩色显像管，红光厂的设计所大楼几乎夜夜灯火通明。
当时，彩色显像管的重要技术难题是栅网，需要以人工的方式将4000多根镍锘丝焊接在一个框架上。“当时，搞彩色显像管，是世界最大的难题，我们一定要搞成。”在李铁锤的记忆里，为了节省时间攻关加班，大家都不回家，住在厂区里，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当年5月，红光厂终于成功制作出第一支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样管；11月又试制出第一支红、蓝、绿单色满屏的彩色显像管。
让红光人无比骄傲的是，同年12月的全国彩色电视表演会上，使用的就是厂内研制的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为庆祝彩色显像管试制成功，厂里工人们一起安装了一台彩色电视机，热闹的场景让陶明章记忆犹新：“人山人海地来看彩电。”
一时间，“北有首钢，南有红光”的说法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兄弟单位都涌向红光厂学习取经。车间在百忙中派出工程师，在矮树上挂着小黑板，将设计所大楼与装配大楼前的草坪作为教室，详细讲解彩管的基本理论、制造工艺等。
20世纪80年代初期，红光厂研制生产的黑白显像管玻壳、电子束管、电光源等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国家，30多种产品获国家级奖项和部省级优质产品奖，多名技术人员前往朝鲜等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多位国家领导人到红光厂视察参观。
流动的工业精神 温暖的东郊记忆
1983年12月，经过考察、分析、比较，李铁锤决定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改造旧的玻壳线，1986年出口创汇年创利4000多万元。
20世纪90年代，红光厂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实际利润2亿多元，一度成为成都工业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支撑，工业总产值一度占全市的50%以上。
2024年7月，85岁的陶明章受邀回到东郊记忆，为一群小学生讲述红光厂的故事。阳光洒在孩子们的脸颊上，映出一层柔和的光晕。
这一幕让人有一种时光交叠的恍惚感：60多年前，陶明章和他的工友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工业奇迹；今天，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仰着头，聆听头发早已花白的老人讲述那段峥嵘岁月。
对于老一辈的红光人来说，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如今的“东郊记忆”——变得熟悉又陌生。
潮流音乐替代了当年的机器轰鸣，咖啡馆与潮牌商铺取代了曾经的生产车间。行色匆匆、身着统一工装的工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滑着滑板、跳着街舞的年轻身影。南门外那原本为溶解玻璃原料而建的三座巨型烟囱，也不再升腾起工业烟雾，而成为时光的纪念碑。
尽管如此，无论从哪个大门进入，李铁锤依然可以准确说出所经之处的名字：一号楼、二号楼、锅炉房……甚至每台机床的名称和用途，他都如数家珍；管道上每一种颜色的标记，他也能脱口而出其功能和意义。
每逢同学聚会，或者朋友来成都游玩，陶明章和杨春燕总会将地点选在东郊记忆。陶明章感慨，只要看到厂还在，便觉得亲切和骄傲：“我在那里工作了41年，尽管变化很大，但每一个装置我都认得出来。”
当被问及何为“红光精神”时，几位老人沉思片刻后回答：“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爱厂如家、无私奉献、为国争光。”这些词语，既是对他们一生的总结，也是红光岁月的凝练写照。红光人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奋斗和骄傲，更留存着他们引以为豪的青春记忆。
这里，是成都浓墨重彩的一段工业发展史，也是他们温暖而美好的“东郊记忆”。
编辑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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