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悠瘸的日本人：西洋传教士一句鬼话，让他们赌上国运打华夏！|德川家康|日本人|明军|织田信长

文/胡铁瓜

对于日本人来说大明就是一栋破房子，只要踹上一脚……里面的人就会跑出来揍你一顿！

要说西方国家自古以来最拿手的本事就是当搅屎棍！我们熟悉的是英国和美国前后接力把这个世界折腾的鸡飞狗跳，可是在他们之前那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不是什么好干粮！当时的日本就是在这两个货的挑唆之下，觉得大明不行了，自己无敌了，然后赌上国运发起了战争！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人是蠢，而西方人是坏，这对儿又蠢又坏的组合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我今天就给哥几个扒一扒这段奇葩到家的历史！

“天皇迁去北京住，我坐镇宁波，年内拿下大明，再打去印度！”1592年春天，当丰臣秀吉在京都伏见城写下这份狂妄计划时，一支载着14万日军的庞大舰队正从九州肥前国的名护屋港出发，横渡对马海峡，在朝鲜釜山登陆。这些日本武士腰间佩着武士刀、手中握着火绳枪，脸上写满了必胜的狂热——就像西班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给他们灌输的那样：“中国人胆小懦弱，明军不堪一击，征服大明不过是一场轻松的狩猎。”

可他们没人知道，这场看似宏伟的征服大业，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由西方殖民者精心策划的骗局。而这场骗局的余波，不仅让日本惨败而归，更彻底改写了明朝、朝鲜、日本三国的命运，重塑了东亚三百年的政治格局。此时的丰臣秀吉不会想到，他眼中“不堪一击”的大明，正在通过庞大的白银贸易网络，掌控着当时世界经济的命脉，他引以为傲的日本火绳枪，在明军标准化生产的佛朗机火炮面前，不过是孩童手中的玩具。

1579年的京都街头，一群身着黑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成了新奇景象。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领头的正是后来写下《日本史》的路易斯·弗洛伊斯。这些传教士带着十字架和圣经，还有1543年刚传入日本的种子岛火绳枪，敲开了日本权力中心的大门。织田信长对这些西洋人格外感兴趣——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他们带来的“海外情报”，正是他统一日本后急需的扩张参考。

在二条城的茶会上，弗洛伊斯铺开一张用羊皮纸绘制的粗糙世界地图，用生硬的日语指着中国的位置，给信长画饼：“这个国家有四百州，遍地金银，仅丝绸一项的价值，就超过日本全年的贡赋总和。但他们的防卫跟纸糊的一样，明朝士兵连像样的火枪都没有，只会用老旧的弓箭和刀盾。” 信长抿着抹茶，眼神里的野心被瞬间点燃。这位刚在长篠之战中用铁炮队击败武田信玄骑兵的枭雄，本就觊觎东亚大陆的富庶，传教士的话恰好给了他最需要的底气。

弗洛伊斯在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更是直白地暴露了他们的阴谋：“若能鼓动日本进攻中国，我们便可坐收渔利。日本武士勇猛好战，而中国虽大却内部腐朽，两虎相争后，西班牙只需派遣少量舰队，便可将整个东亚纳入天主教的光辉之下。” 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西班牙国家档案馆中，成为西方殖民者“借刀杀人”的铁证。

几年后，丰臣秀吉在本能寺之变后接手织田信长的权力，同样的场景在聚乐第的会客厅重演。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科埃略对着秀吉绘声绘色地描述澳门见闻：“明朝军队还在用半个世纪前的鸟铳，而且数量少得可怜，一个卫所的火器还不如日本一个乡的装备；而日本现在有超过三万支火绳枪，工艺更是天下第一，射程能达到百步之外。” 为了让谎言更可信，科埃略还当场让随从演示了火绳枪的威力，铅弹击穿木板的瞬间，秀吉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

这些传教士可不是来免费传经送宝的。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正处于殖民扩张的黄金时代，东亚地区的大明帝国是他们觊觎已久的目标。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数据，当时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驻军不足5000人，葡萄牙在澳门的兵力更是只有几百人，根本无力单独挑战明朝。于是他们想出了“借刀杀人”的毒计：把刚刚统一、野心勃勃的日本打造成“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挑唆其进攻明朝，等两败俱伤后，西方殖民者再坐收渔利。

更阴险的是，传教士们精准利用了日本的信息闭塞。当时的日本除了通过长崎港与葡萄牙、荷兰进行有限贸易外，几乎与外界隔绝。明朝的丝绸、瓷器通过贸易传到日本，让日本统治者只看到大明的富庶，却看不到其军事力量，而西方传教士则刻意过滤了所有关于明军火器优势、军事实力的信息，只传递大明软弱可欺的虚假信号。

为了让日本人彻底相信打大明很简单，传教士们编了个离谱到极致的故事，还把它包装成真实见闻，在日本统治阶层中广泛传播。

他们告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1581年在澳门，13名日本浪人因与当地华商发生贸易纠纷，被3000名明朝巡海士兵团团围住。结果这些日本浪人拔出武士刀奋勇反击，如砍瓜切菜般斩杀2000多名中国人，自身仅阵亡1人，交换比高达1:2000。“日本武士天下无敌，中国人根本不堪一击！” 科埃略在聚乐第的演讲中，甚至添油加醋地描述：“那些中国人见到武士刀就吓得腿软，纷纷跪地求饶，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谎言深深影响了丰臣秀吉的战略判断。他在军事会议上屡屡向大名们强调明军软弱、神国无敌，直言征服朝鲜不过数月，进取大明易如反掌，再以封地、财富为诱饵，让整个统治阶层都沉浸在征明必胜的幻想中，可见谎言对决策层的洗脑之深。

可现代澳门史研究早就戳穿了这个荒诞的谎言。根据《澳门纪略》和葡萄牙殖民档案记载，1581年澳门总人口不过3000人，其中华人约2000人，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国人约1000人，根本不可能动员3000名明朝士兵围攻13个日本人。当时负责管理澳门的明朝官员是海道副使傅良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明确记载：“澳夷所雇倭奴，不过百余人，皆懦弱无能，遇我兵则望风而逃。” 所谓的“澳门血战”，纯属传教士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心理，凭空捏造的虚假案例，毕竟虚构历史也算是西方人的祖传手艺。但长期封闭的日本，没有任何渠道核实真相，只能把这个天方夜谭当成“铁证”。

除了杀人神话，传教士还在军事装备上疯狂忽悠。他们故意隐瞒明军的火器优势，只说明朝只有少量无用的鸟铳，却绝口不提明朝神机营的恐怖配置。根据《明会典》记载，明朝神机营一个标准营的兵力约6627人，配备鸟铳256枝、3眼枪1728枝、大小佛朗机火炮256挺、各类重炮88门，火器配备率高达40%以上。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更是记录了他组建的“车营”配置：3119名官兵中，装备佛朗机火炮265架、子铳3340门、鸟铳512门，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装合成旅”。

而日军引以为傲的火绳枪，其实存在严重的性能短板。根据军事史研究数据，日本种子岛铁炮的有效射程仅80步（约120米），装弹过程繁琐，需要经过清理枪膛、倒入火药、装入铅弹、压实火药、点燃火绳等多个步骤，每分钟仅能射击1-2次。而明军装备的佛朗机火炮，有效射程可达300步（约450米），采用可拆卸的子铳设计，射速是日军铁炮的3倍以上，一发炮弹就能击穿日军的木质战船或竹制盾牌。

传教士们还刻意嘲笑中国水师只会撒石灰，却隐瞒了明朝水师的真实实力。明朝福船的排水量可达600吨，相当于当时欧洲的小型战舰，船身配备大佛郎机火炮、碗口铳等重型武器，而日本最大的安宅船排水量仅200吨，火炮威力远逊于明军。所谓“撒石灰”，不过是明军水师的战术之一，用于近距离作战时干扰敌军视线，却被传教士刻意渲染成“唯一手段”，就是为了给日本人营造明军战术落后的错觉。

另外传教士更坏的一点在于，他们一边给日本画大饼，一边给西班牙国王递“可行性报告”，两头挑唆，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政治骗局。

1586年，西班牙传教士阿隆索·桑切斯直接给丰臣秀吉抛出具体计划：“只要西班牙和日本联手，征服中国轻而易举。我们出两万士兵、十艘战舰，你们出主力部队，打下之后，中国北方归西班牙，南方归日本，金银财宝平分！” 秀吉听了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愿意合作，还在给葡萄牙驻果阿总督的信里明晃晃地写：“然有志于统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如指掌。夫，吾国乃神国也，神者心也，森罗万象，一出于心。” 他甚至开始挑选派往西班牙的使者，准备协商具体的出兵细节。

可转头，桑切斯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却换了一套说辞：“陛下，大明就是个软柿子，其士兵懦弱、武器落后，只需两万西班牙士兵，再联合日本的力量，就能轻松征服。征服之后，我们可以将中国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开采其金银矿，掠夺其丝绸瓷器，为王国带来无穷的财富。” 这封信中，桑切斯刻意夸大了西班牙的主导作用，把日本描述成“可以随意驱使的打手”。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看完信直接嗤之以鼻。作为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丝绸、瓷器，对明朝的富庶与实力有着清醒的认知。根据西班牙殖民档案记载，菲利普二世在回信中写道：“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个国家人口众多、军队强大，且有坚固的城池和先进的武器。桑切斯的计划过于疯狂，不予批准。” 当时西班牙正忙于与英国、荷兰争夺海上霸权，根本无力抽调两万士兵远征东亚，所谓的“联合征明”，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

但丰臣秀吉不一样，他没跟大明打过大规模战争，又被“神国思想”洗脑，根本没能力分辨信息的真假。传教士们还利用了日本的宗教心理，把征明战争包装成“神圣的十字军东征”，告诉秀吉：“日本是上帝选中的神国，而中国是邪恶的异教徒国家，征服中国是天意所归，上帝会保佑你们获胜。” 这种宗教话术与日本本土的“神国思想”完美契合，让秀吉的扩张野心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更值得玩味的是，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在暗中推波助澜。根据荷兰殖民档案记载，荷兰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传教士的忽悠，但他们通过长崎港向日本出售了大量的火药和武器，还故意抬高明朝商品的价格，让丰臣秀吉更加坚信“征服大明能带来巨大财富”。荷兰人的算盘是，让日本和明朝两败俱伤，自己好趁机抢占东亚贸易市场——这也印证了“借刀杀人”是当时西方殖民势力的共同策略，而非个别传教士的行为。

当然，丰臣秀吉的征明计划，也不全是被传教士忽悠的结果——传教士只是推波助澜，他自己的野心和日本的内部问题，才是根本原因。

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庞大的浪人群体。根据日本史研究，战国时代结束后，大量在战争中失去主君和领地的武士沦为浪人，总数高达30万人之多。这些浪人习惯了靠打仗掠夺财富，现在天下太平，他们失去了生计来源，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丰臣秀吉推行的“刀狩令”“太阁检地”虽然巩固了中央集权，却进一步剥夺了浪人的生存空间，各地浪人起义频发。

对外扩张，成了转移国内矛盾的最佳方案。如果能征服大明和朝鲜，不仅能给30万浪人找到新的掠夺目标，还能将他们派往海外，减少国内的叛乱风险。丰臣秀吉在给家臣石田三成的密信中直言不讳：“若不发动对外战争，这些浪人终将作乱，不如让他们战死海外，既除内患，又拓疆土。” 从这个角度看，传教士的“大明好打”的谎言，恰好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借口——哪怕没有传教士，他迟早也会找机会对外扩张。

经济压力也是重要原因。虽然日本通过与明朝、欧洲的贸易获得了不少白银，但丰臣政权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太阁检地”虽然重新丈量了土地，增加了税收，但统一战争造成的破坏需要大量资金修复，而各地大名的领地分封也让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根据日本学者矢野和新井的研究，明季日本流出的白银高达25000万西元以上，这些白银绝大多数通过贸易流入中国，用于购买丝绸、瓷器等商品，导致日本国内白银短缺，物价上涨。丰臣秀吉认为，只要征服大明，就能直接控制白银产地和贸易网络，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

此外，丰臣秀吉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也让他急于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地位。他出身卑微，原本是织田信长的家臣，靠武力统一日本后，很多传统大名虽然表面臣服，内心却并不认可他的统治。如果能征服比日本强大得多的大明，就能建立前所未有的功勋，彻底震慑反对势力，让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这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心理，让他更容易接受传教士的虚假信息，陷入“征明必赢”的幻想中。

1588年3月1日，传教士弗洛伊斯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透露了秀吉的具体出兵计划：“超过十万名勇敢且残忍的日本士兵，将进攻中国这个邪恶胆小而又懦弱的异教徒国家。我们已经说服秀吉，让他相信这场战争会得到上帝的保佑，胜利唾手可得。” 此时的秀吉，已经把谎言当成了真理，开始制定详细的迁都计划：天皇住北京紫禁城，自己坐镇宁波，朝鲜分给手下的大名，甚至连统治大明后的官制、赋税都规划好了。

1591年，秀吉派使者宗义智去朝鲜，嚣张地要求“借道攻明”，还许诺“打完之后把朝鲜当赏赐分给你们”。朝鲜国王李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直接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秀吉二话不说，第二年就发动了侵朝战争，一场由谎言引发的大战，就这么点燃了。

战争初期，日军靠着火绳枪的优势，确实打了些胜仗。1592年4月12日，日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在釜山登陆，仅用一天就攻占釜山，随后一路北上，不到两个月就占领了汉城、平壤。日军的快速推进，让丰臣秀吉更加坚信传教士的说法，他在给妻子北政所的信中得意地写道：“吾军势如破竹，汉城已下，平壤指日可待，年内必能攻克北京，与卿共赏中原风光。” 他甚至开始派人去明朝沿海侦查，规划天皇迁居北京的路线，觉得“年内征服大明”的目标马上就能实现。

可他的美梦没做多久，明朝的援军就到了。万历皇帝下旨“保中国必救朝鲜”，任命李如松为提督，率领四万大军跨过鸭绿江，直奔平壤。

1593年1月8日，平壤之战打响，日军第一次尝到了明军火器的厉害。明军配备的大佛朗机火炮，口径达10厘米，射程450米，一发炮弹就能轰塌日军的土城墙。根据《万历三大征考》记载，明军在平壤城外架设了百余门火炮，“一时火炮齐发，声震天地，平壤城墙塌毁多处，日军死者不计其数”。神机营的士兵使用三眼枪，能连射三发铅弹，射速远超日军的火绳枪，日军士兵被打得抬不起头。小西行长带着残兵连夜逃跑，一路上被明军追杀，原本两万五千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六千多人。

日军这才发现，传教士说的“明军火器不行”全是瞎话。明军的火炮射程比日本铁炮远三倍，威力更是天差地别，日军的木质盾牌和竹制盔甲在火炮面前如同纸糊。在野外作战中，明军的骑兵冲过来，日军根本抵挡不住，之前被传教士吹上天的日本武士，在明军的骑射和火器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碧蹄馆之战是双方的又一次关键交锋。1593年1月27日，李如松率领两千骑兵侦查敌情，在碧蹄馆遭遇日军立花宗茂部两万余人的伏击。日军原本以为能轻松吃掉这支明军，没想到明军骑兵配备了大量三眼枪和迅雷铳，在近距离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明军骑兵边冲边射，三眼枪的连续射击让日军无法靠近，而日军的火绳枪装弹太慢，根本跟不上明军的节奏。这场战役打了整整一天，明军以少敌众，最终成功突围，日军死伤三千余人，而明军仅伤亡几百人。这场战役彻底击碎了“日本武士天下无敌”的神话，让日军意识到，明军的战斗力远超他们的想象。

海战更是惨不忍睹。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指挥下，用裹着铁皮、布满铁钉的龟船，配合明朝水师的火炮，把日军战船打得落花流水。1598年的露梁海战中，明朝水师提督陈璘率领百余艘战船，与朝鲜水师联手，对日军撤退舰队发起猛攻。明军的福船撞向日军的安宅船，大佛朗机火炮连续轰击，日军战船纷纷起火沉没。根据《明史·陈璘传》记载，这场战役中，日军500多艘战船被烧毁，两万多士兵葬身海底，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前线日军连饭都吃不上，只能靠抢老百姓的粮食活命。

稷山之战则展现了明军的战术优势。1597年10月17日，日军毛利秀元部两万五千人进攻稷山，明军副总兵解生率领两千余人迎战。明军利用地形优势，架设佛朗机火炮和鸟铳，组成火力网，日军多次冲锋都被打退。根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明军“火炮齐发，日军尸横遍野，不敢再进”。虽然日军最终占领了稷山，但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未能实现向汉阳推进的战略目标。这场战役让日军明白，哪怕明军兵力处于劣势，凭借火器优势也能守住阵地，征服朝鲜都如此困难，更别说征服大明了。

曾经被日军奉为圭臬的“1个打2000个”的神话，在现实面前碎得稀烂。战场上的日军发现，明军士兵不仅不胆小，反而异常勇猛，往往一个明军士兵能追着好几个日军打。之前被传教士吹上天的日本火绳枪，在明军的火炮面前根本不够看，装弹慢、射程近的缺点暴露无遗。战争彻底陷入相持阶段，一打就是七年，跟秀吉“年内征服大明”的预期形成了残酷对比。

随着战事拖延，前线日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有意思的是，传教士再次出现了，但这次他们的角色完全变了。

小西行长等信仰基督教的日军将领，请求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到军中，帮着维持士气。西班牙传教士格雷戈里奥·塞斯佩德斯被派往朝鲜，在日军中为信徒提供宗教服务，给他们洗脑“打仗是替上帝行道，牺牲后能上天堂”。塞斯佩德斯在日记中写道：“士兵们士气低落，纷纷质疑战争的意义，我只能通过祈祷和布道，让他们相信胜利终将到来。”

可这些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根本没法接触朝鲜当地人，也无力改变战局。曾经作为无所不知的信息源的他们，现在成了困守朝鲜半岛的日军的心理安慰，只能靠祈祷来麻痹士兵，掩盖自己当初的谎言。更讽刺的是，塞斯佩德斯在看到明军的火炮威力后，在日记中偷偷写道：“中国的武器远比我们描述的先进，日军获胜的希望渺茫，我们的谎言可能要被揭穿了。”

1596年，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普号在日本九州搁浅，船上的船员被日军捕获。日军在船上发现了一份西班牙国王的秘密文件，文件中提到“征服日本后，将其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丰臣秀吉得知后勃然大怒，这才意识到西方传教士的真实目的，当即下令驱逐传教士，处死了一批基督教信徒，史称“圣菲利普号事件”。此时的秀吉终于明白，自己一直被西方殖民者当棋子耍，但征明战争已经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1598年8月18日，在战争打了七年、日军死伤过半后，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享年62岁。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心心念念的“征明大业”，不过是西方殖民者的炮灰计划，他信以为真的“大明无用论”，全是传教士编的鬼话。他在遗诏中写道：“吾一生志在征服大明，然天不佑我，功败垂成。望诸将继续努力，完成吾之遗愿。” 可他一死，日军就忙着撤军，这场被谎言裹挟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告终。

可以说这场战争没有赢家，却让三个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日本来说，丰臣家因为这场战争实力大损。七年战争中，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耗费军费无数，国内经济濒临崩溃。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击败石田三成等丰臣家重臣，开启了江户幕府时代。经历过传教士的误导和战争的惨败后，德川政权实施了严格的锁国政策——1633年颁布《锁国令》，只开放长崎与中国、荷兰通商，几乎切断了与西方的一切联系。这一政策持续了二百多年，直到1853年黑船来航才被打破。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对传教士误导的应激反应：日本统治者终于意识到，外来信息可能是致命的，封闭虽然落后，但至少能保住政权。

丰臣政权的崩溃还引发了连锁反应。大量参与侵朝战争的浪人失去了归宿，纷纷聚集到大阪城，支持丰臣秀赖对抗德川家康。1614年和1615年，德川家康两次发动大阪之战，最终消灭了丰臣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日本。这场战争中，十万多名浪人战死，日本的武士阶层遭到重创，也为江户幕府二百多年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对明朝来说，战争消耗了巨大的国力。根据《明实录》记载，万历朝鲜之役的军费高达20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国家三年的财政收入。为了支援朝鲜战场，明朝把辽东的兵力大量调走，导致辽东防务空虚，给了努尔哈赤崛起的机会。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不断进攻明朝辽东地区，明朝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几十年后，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满洲人趁机入关，建立清朝，明朝的灭亡，跟这场战争的消耗有着直接关系。

战争还影响了明朝的白银贸易。明季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总数可能在35000万西元以上。但侵朝战争爆发后，中日贸易中断，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幅减少，导致明朝国内白银短缺，物价上涨，农民负担加重，这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朝鲜来说，战争让全国沦为战场。朝鲜半岛的城池被毁坏，农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根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战争结束后，“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朝鲜花了几十年才慢慢恢复，而与日本的仇恨就此结下，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两国关系。朝鲜国王李昖在战争结束后，特意修建了大报坛，祭祀万历皇帝，感谢明朝的再造之恩，这种感恩之情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末期。

一个由西方传教士编织的谎言，最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如果没有传教士的忽悠，丰臣秀吉可能不会贸然发动侵朝征明战争，明朝可能不会因为国力消耗而灭亡，日本可能不会实施锁国政策，东亚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回顾这段历史，一条清晰的信息误导链摆在眼前：西方殖民者出于自身利益，筛选、加工关于中国的信息→把这些虚假信息传递给日本统治者→信息迎合了日本的大国野心和内部需求→基于错误信息做出战争决策→战争引发连锁反应，改写东亚三百年格局。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传教士可能并非全部是故意撒谎。他们对中国军事的描述，部分源于有限的观察（比如看到明朝沿海的地方守备部队装备较差），部分源于文化偏见（西方殖民者普遍认为非基督教国家都是落后的），还有部分是为了讨好日本听众而刻意夸大。但在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些片面之词，最终成了决定战争的关键依据。

丰臣秀吉的悲剧在于，他身处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中，只依赖单一、有偏见的信息源，就做出了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他身边的谋士虽然也有人质疑，但在“神国无敌”的狂热氛围中，理性的声音被淹没。而他本人又急于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问题，这种迫切的需求让他失去了判断力，心甘情愿地被传教士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