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初，北京的夜风透骨，临近傍晚，中南海勤政殿后的小院里却透出一股难得的烟火气。
李讷放学回来，脚步带着寒意，厚外套上还粘着几片被风卷来的枯叶。她刚跨进门槛，警卫尹荆山已经把门带上，院里两只煤炉子噼啪作响，预示着一顿久违的团圆饭。
那一年，国家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粮票、油票在街头巷尾被反复折叠，百姓为了几斤粗粮来回排队已成日常。中央机关食堂份额同样紧张，主席一家也不过多添一些地瓜和南瓜，肉类几乎绝迹，能开伙已属不易。
李讷把书包搭在椅背，抬眼看见餐桌上只有四道素菜一碗萝卜汤——炒青菜、焖南瓜、炝芹菜、拍黄瓜。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随后迅速坐定。
“囡囡，慢点吃。”江青轻声提醒。
“在学校也是这样，不快一点就饿。”李讷含糊回答，筷子却没停。
毛泽东倚在靠背椅里，左手握筷，右手夹着已经灭火的烟斗，目光落在女儿迅疾的动作上。他没开口，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偶尔把汤勺递到李讷面前。
尹荆山站在角落守卫，心里却在盘算：姑娘怕是吃不饱。
不到十五分钟，饭菜见底，李讷搁下筷子，脸上浮现满足与倦意交织的神色。江青帮她添了半碗热水，唠叨几句：“吃这么快，胃受得了吗？”李讷笑着点头。
饭毕，毛泽东照例回到书房批阅文件。灯光映在书架，纸页沙沙作响。江青踱进书房，放下茶杯，小声道：“囡囡在学校恐怕连肚子都填不饱，能不能让她中午回来吃？哪怕加碗粥也行。”
毛泽东抬头，用极轻的语调回答：“全国那么多人都吃紧，她这样已经不错，不能开这个口子。”声音低，却坚决。
不到五分钟，尹荆山也敲门奉上一份值班表，借机说明同样的担忧。“主席，孩子长身体，总饿着怕影响健康。”
毛泽东的手指点了一下桌面：“不用再提。孩子跟群众一道过日子，这才是最好锻炼。”
话到此处，争议归于沉默。江青与尹荆山退了出来，都知道这回答没有回旋余地。李讷那一闪而过的狼吞虎咽，在父亲心中掀起波澜，却被更深的信念压了回去——特殊化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难关闭。
1960年的人们生活窘迫不言而喻。同年7月，前苏联撤走全部专家，156项协定工程骤然停摆，工业线、科研线同时出现断档。再叠加自然灾害，口粮减产雪上加霜。京城机关干部的定量也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一线，主席自定“无肉年”原则，以示与民同甘苦。
毛泽东不止一次向子女重复母亲文七妹那句“夹紧尾巴做人”。早在李讷入小学，他就立下“三不”规矩：不坐公车、不住家里、不透露身份。规矩写得不长，却被放在孩子们枕边。当年李敏去上课，路过路口坏天气打车被司机认出，回家便被父亲批评“差点第一个破例”。
李讷理解这种严苛。她回宿舍时对同学说：“我爸是搞革命的，不可能给我开小灶。”那晚有人问她饿不饿，她耸耸肩：“饿，可是大家都饿。”十年后，她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与普通记者同住集体宿舍、同排队打饭的场景，与这顿家常素食相呼应。
尹荆山曾回忆：“主席对孩子最宠，也最狠。”宠，是睡前给女儿讲《岳阳楼记》，狠，是明知她吃不饱也不松口。矛盾集中在一个父亲和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却形成一种奇特的统一：亲情让他心软，责任令他心硬。
倘若把1960年那张桌子放大到整个中国，缺肉的饭菜、匆忙的吞咽，正是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领导人家中没有例外，也给基层干部一个直观信号——上面不搞特殊，下面更无理由特殊。
多年之后，研究人员翻检档案时发现，主席在那段时期对家属的车票、布票、粮票使用情况都有备注，连江青换一块毛料也需写明用途。那些细小数字间，隐含着他对“权力边界”的警惕，既要求自己，也约束亲友。
李讷此事常被老同学提及，他们感慨的不是女儿吃苦，而是从这件小事看到当年最高层对自我节制的执念。艰难岁月过去后，李讷曾轻描淡写说：“那就是日子嘛，没什么特别。”听来云淡风轻，却把1960年的寒风与热汤留在了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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