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南京紫金山的枫叶开始泛红,75岁的许世友坐在警卫楼二层的平台上,眯眼看着山脚下淮河口音此起彼伏的训练口令。那一天,他突然对身旁值勤的战士说了一句:“再大的阵仗,离了庄稼地,心里都荒。”一句半带玩笑的话,却预示了他从“军中硬汉”向“乡野老农”转身的决心。
许世友自1949年入城以来,做了三十多年高级将领,机关繁琐、应酬密集。卸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他先留京履职,后以“气候不服”为由南归南京。邓小平得知理由,也只是笑着点头:让老许安顿下来,写点东西,总结些经验,总比整天拌嘴强。于是,中山陵8号院那座原本洋气的西式建筑很快被改造成了农业试验田;豌豆爬上护栏,高粱伸进窗台,猪哼声盖过汽车喇叭,院子里的景象既滑稽又亲切。
在南京的前三年,许世友身体尚可。痛风犯得凶,他仍倔强地拄根竹杖满院子溜达,自嘲“家里没马,先遛腿”。白天写回忆录,夜里守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看《三国演义》连环画改编片,他喜欢听配音,逢到曹操出场就拍腿大笑。那年头,警卫员最怕的是他兴致上来,要人陪着讨论“火烧赤壁到底浪费了多少粮草”这类稀奇古怪的话题。
1982年9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任,许世友成了副主任。人们原以为他会长期住京履职,谁知散会没几天,他就向组织递交一份简短申请:回南京。理由只有七个字——“庄稼还没锄完”。文件送到中南海时,邓小平看完,忍不住笑骂一句“老倔头”,然后批示同意。
日子在看似平淡的节奏里溜走。1985年春节前,许世友腹胀情况加剧,他却讳莫如深。警卫提醒去医院,他摆手:“疼点肚子算啥,打仗时枪眼都扛住了。”直至三月初,华东医院体检报告摆到桌上,甲胎蛋白指数飙高,医生面露难色。会诊记录用了最含蓄的措辞:疑似肝部占位。陪同的老部下不敢隐瞒,只说了一句:“首长,可能要复查。”许世友沉默,半晌抬头反问:“复查能不疼吗?”得到否定答复,他一句“那就算了”了结此事。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医生再次检查,病情结论更明确——肝癌。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带着中央指示,上门劝他立即住院。许世友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忽然停下,直视聂凤智:“去医院躺着让人围观,不如给我把鱼塘水放干。”聂凤智还想劝,他挥手打断:“聂老弟,打仗能死在前线,生病也能死在家里,别多事。”
从那天起,他几乎不再踏出院门。更奇怪的是,一把长柄竹扫把被他倒挂在卧室墙角。警卫员不解,他解释:“家乡老规矩,扫帚倒挂镇晦气,也算给自己留个念想。”说完若无其事地翻开回忆录手稿,继续修改描写1932年“反围剿”的段落。医生上门量血压,他只让量三十秒,“数差不多就行,别浪费表里的电池”。
病情到九月底急转直下。他陷入长时间昏睡,两腿浮肿,手背青筋凸起。医护组开出病危通知书,家属签字时手在发抖。凌晨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途中,许世友短暂苏醒,看了眼车窗外的路灯,低声说了句:“灯亮着,路就认得回。”司机听不清,他又闭眼睡去。
10月21日夜,许世友连续高烧,医生加大强心药剂量,抢救持续到次日清晨。22日下午1时43分,心电监护仪曲线归于平直,80岁的许世友停止了呼吸。同日傍晚,南京城区上空飘起细雨,医院走廊的窗玻璃被敲得沙沙作响。
依照遗愿,他的遗体火化后三日送回河南新县,埋在母亲的坟旁。灵柩里只有三样随品:一瓶茅台、一支老猎枪、一百元人民币。负责清点的人小声念叨:“酒给胆,枪护身,钱买路。”不加评说,将棺盖缓缓合拢。
在南京那座已经荒草丛生的8号院里,警卫楼仍旧矗立。倒挂的扫把后来被取下,尘封进仓库。对于外人,这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农具;然而每个曾在院中值勤的老兵都记得,许世友说起家乡风俗时淡淡的神情——那一刻,硬朗与率真交织,仿佛他仍披着戎装,却已把归宿交给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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