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下旬，朝鲜东海岸的雨下得连夜壕沟都泛起泡沫，志愿军第一线正在调换防区。当天夜里，炮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向守全刚把阵地交接完，就被作战处通知去参加隔天的庆功大会。战火尚未完全熄灭，他还顾不得休整，心里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翻江倒海——同在前沿的一三七师政委向守义，和自己同姓同乡。这个信息像一颗石子，砸进了他埋了二十年的回忆之湖。
第二天上午的庆功场地是一片宅基地大小的洼地，地面随意铺了雨布。战士们端着高粱米饭吆喝着相互庆贺，几门抢修后的山炮就摆在一旁。师首长挨个介绍各单位主官，念到“炮四十四团团长向守全”时，向守义表情明显一怔。那一刹那，他想起父亲教的四川土话、想起当年背着竹篓赶山路的兄弟俩，却依旧不敢贸然相认。战争年代，太多巧合中暗藏误会，他必须稳一稳。
夜幕降临，营区灯火不多，篝火旁的一盘象棋成了最好的掩护。向守全提出对弈，两人边落子边说家常。说到家乡达县那个小山村时，向守义下意识抬头，声音放缓：“家里原先有三口人，我排行老二，哥叫向守金，长征后就没了消息。”这句话像炮弹一样击中向守全，他喉结滚动，却强压激动继续走棋，直到再也按捺不住：“弟弟，你小时叫向守银，对不对？”一句话定音，两行热泪立刻模糊了棋盘。
这对兄弟的童年并不温柔。母亲早逝，父亲向以贵靠给人抬轿赚碎银。1933年，他被红军的纪律与秋毫无犯打动，毅然带着两个儿子参军。当时兄弟俩一个才十五，一个十三。入伍不久，他们跟随部队参加川北反围剿。长征路上，为了分散风险，父子三人被编进不同序列。1935年翻雪山时，父亲牺牲在草地边缘。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是马尔康的一个补给点，彼此各背一杆旧步枪，转身便走向不同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线拉长。向守全所在的红五军团被整编进八路军一一五师，他先在平型关打出名声，又被送去延安炮兵学校。几乎同一时间，向守义在一二九师师部当警卫员，后被抽调去山西阳曲学习宣传业务。两个人都在部队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可山河破碎，电台加密通联有限，他们像两条平行线，始终无法交汇。
1947年春，东北战场炮火最盛。刚刚组建的东北野战军炮兵急缺技术骨干，向守全被调至辽西前沿，指挥过黑山阻击。此后两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口径调整和装填改进上。与此同时，向守义在冀鲁豫“千里跃进”中担任团副政委，为夺取汝南车站昼夜鏖战。两个人都获得嘉奖，却都在热闹庆功后独自坐在马扎上，盯着地图发呆——地图上的故乡被划作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圆点，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
新中国成立时，兄弟俩都在黑龙江办了一件同样的事——成家。巧的是，两位新娘都来自松花江畔的军工厂，都选择在1949年底的寒风里，穿着棉军装和丈夫合了影，只是照片寄往的部队番号不同。命运像在编排一部戏，还特意留了悬念。
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缺炮兵指挥员，向守全随第一批增援部队入朝；随后几年，他一直在山地炮兵阵地与联合国军对峙。向守义则在1952年抵达朝鲜，担任一三七师政委。两人见面前，反复错过。直到1953年夏季反攻，一纸火力支援计划把他们的姓名排在同一张表格上。
相认的消息第二天就在留守处传开，同乡加失散兄弟的戏剧性，成了士气最好的催化剂。留守处很快把两位嫂子和孩子接到前方。炮火间隙里，一家人站在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前拍下一张合影：兄弟俩的军帽都压得很低，笑得却像回到儿时那条打谷场。
停战后，两人各奔岗位。向守全调防广东海防，继续钻研岸炮布阵；向守义奉命回到东北，主管干部教育。1955年授衔，邮差骑着新配的自行车，把一封挂号信分别送到湛江和哈尔滨。信封里，是对方身着上校制服的照片——两兄弟再一次同时晋阶，多少同僚都称奇。
几年后，国家建设急需地方干部。1958年，向守义脱下军装，转业到湖南省机械厅，成了全厅最懂火炮结构的处长。向守全坚守军旅，到1965年已是副师级军官，他常对下属说：“炮声停下，技术就得往前走。”话说得随口，却透露出两代炮兵的传承信念。
遗憾的是，父亲向以贵牺牲多年，兄弟俩没能给老人敬一次军礼；庆幸的是，他们把父亲的选择延续到了极致。兄弟失散、奔波、相认，串起了红军、抗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这条时间长河中少见而生动的个人注脚。当年的偶然“老乡”一词，把尘封记忆撕开了一道口子，也让战火中的血缘亲情，在陌生而危机四伏的异国山谷里，重新找到了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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