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典，不只是一套程式化的礼仪规制，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脉络与精神信仰的赓续传承。在周口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老子、商王（武丁）的祀典，恰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虽历经沧桑沉浮，却始终未曾断绝。它们绝非冰冷刻板的仪轨条文，而是真实可感、烟火浓郁的文化遗存。这其中，老子祀典尤为独特，自东汉桓帝时期发轫伊始，便开创了古陈大地官方祀典文化的先河。
一、桓帝祀老：一场开启千年文脉的庄严仪式
《后汉书·祭祀志》记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zhuó）龙，文罽（jì）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濯龙”是汉代宫苑名，位于洛阳城西南角。李贤注《后汉书》载“濯龙，园名也，近北宫”，即此。
上述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汉桓帝即位十八年，一直痴迷于神仙方术。延熹八年（165年），他首次派遣亲信宦官中常侍前往陈国苦县祭祀老子。到了延熹九年，皇帝更亲自在濯龙宫祭祀老子——用彩绣毛毯铺设祭坛，以鎏金的精美器皿作装饰，还设置了天子专用的华盖宝座，甚至采用了祭天时才用的礼乐仪式。
而《后汉书·孝桓帝纪》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时间线索：“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悹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壬子，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秋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
一年之内，皇帝两次派遣专使前往祭祀；次年，帝王更是亲自前往虔诚祭拜。在以儒家礼制为纲的汉代，这无疑是非同寻常的举动。而《汉书》对其的确切记载，则成为官方祭祀老子的最早记录。此后，历代皇帝也纷纷效仿，多有到苦县老子庙祭拜者，使得老子祀典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但直至北宋，官方祭伏羲于陈州、祭商高宗武丁于西华的记载方见于史册。老子祀典，就这样以它独特的皇家背景与精神重量，在古陈大地的祀典文化乐章中，奏响了第一个庄严而激昂的音符。
二、为何而祭：在长生之愿与精神皈依之间
汉桓帝祭拜老子的目的是什么呢？综合各种文献，应为求福求寿。
早在汉桓帝之前，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张道陵（34—156）就已创立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祖，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道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长生不死的概念。”(李约琴《中国科技史》第五卷)这并非毫无根据。《史记》中老子寿命虽说有160多岁、200多岁不同的说法，但总归是长寿的。而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也活了120多岁，都是长寿的典范。
史载，汉桓帝于延熹十年（永康元年）十二月便已病逝，享年仅 36 岁。虽然史书并未明说他是暴病身亡，但这也足以证明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一直不太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年祈福自然成了他内心深处的最大愿望。边韶在《老子铭》中描述皇上“存神养性，意在凌云”，这短短八个字，却生动地描绘出了汉桓帝追求长生、幻想羽化成仙的迫切心情。
《东观汉记·卷三》也载，汉桓帝“延熹九年七月，祀黄老于北宫濯龙中……以求福祥”，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告豫州刺史》亦云汉桓帝“欲以求福”。这些均明确地指出了汉桓帝祀黄老的目的就是“以求福祥”，这也是对汉桓帝追求长生不老的委婉表述。
在缭绕的香烟与庄严的乐声中，桓帝将老子与黄老思想推向了国家祭祀的神坛，为这一地方性信仰披上了一层前所未有的正统光环。
三、选定苦县：地理根脉与信仰源头的交汇
西汉初年（文景时期），治国思想以“黄老之学”为主，清静无为，老子备受尊崇。但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老子的思想受到打压。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将人物分为九个等级，其中孔子及其门徒归入最高等级，认为他们都是圣人；而老子及其追随者则被列为中等偏上的等级，认为他们都是贤人，应次于孔子。用边韶的话说就是“抑而下之”，把老子列为孔子之下。
东汉末期，因道教的创立，老子的地位再次提升。老子被道教奉为教祖，各地道观皆有供奉，但桓帝为何要特意远遣使者，奔赴陈国苦县？这背后，是古人对“根源”近乎固执的敬畏。祭祀，尤其是国家级别的祭祀，必须寻至其文化的“根”与“源”。
选定苦县祀老的首要原因，在于苦县有老子的祠庙。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宗法观念的强化，贵族和官僚阶层开始修建专门用于祭祀先祖的场所。老子家族并非平民，极有可能建有自己的祠堂。且汉代还有为德政官员立生祠纪念之风，彼时为历史名人立祠纪念更属自然。
唐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在“遣中常侍左悹之苦县祠老子”一句后明确指出：“有神庙，故就祠之。”这说明，在桓帝之前，苦县老子故里已有奉祀老子的庙祠存在。唐代杜光庭的《道教灵验记》进一步记载，亳州真源县（即苦县）太清宫为“圣祖老君降生之宅”，并提及“自汉宣、汉桓重修葺”，将庙宇的历史追溯至西汉宣帝（前73～前49）以前。
更早的《水经注》则记载，老子庙附近有孔子庙，庙前石碑为建和三年陈国国相孔畴所立。建和是汉桓帝的第一个年号，建和三年是公元149年，比边韶立碑早了16年。这说明，早在汉桓帝之前，地方官员就可能前往苦县祭拜老子了。这些层层叠叠的记载，共同构筑了苦县作为老子祭祀中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选定苦县祀老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苦县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老子故里。
《史记》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这个“楚”其实并非老子出生时的地理概念——因为司马迁也不知道老子是哪一年出生的，而是西汉时的地理概念。
按《汉书·地理志》，西汉苦县是淮阳国九县之一。但该志记载的是汉末“元始二年”的情况。“元始”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的年号。元始二年就是公元2年（当时没有公元纪年，这是一个历史巧合），元始八年，西汉就被王莽新朝代替。西汉上承秦朝，共历12帝，享国210多年，仅以元始二年苦县隶属淮阳国，就逆推一二百年前的西汉前期苦县也隶属淮阳国，这是不科学的。现存史料和出土竹简证实，西汉前期，苦县确实隶属当时的郡国——楚国。
东汉荀悦《前汉纪·卷九·孝景》对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之前各国的异象进行了详细记载，比如胶东国下密人、吴国城门自倾、淮阳王正殿灾，而楚国的异象则是，白项鸟（有些史书抄作“乌”）与黑项鸟在“楚国苦县”相斗，白项鸟不胜，东逃堕入泗水中，死者过半。
【《前汉纪·卷九·孝景》记载：（孝景皇帝三年）“十有一月，白项鸟与黑项鸟共斗楚国苦县，白项鸟不胜，堕泗水中，死者过半”。】
这件异事在班固的《汉书·景帝纪》中没有记载，但其“五行志”中记为“楚国吕县”“死者数千”（《汉书·五行志》又云“楚以万数斗于野外而白者死），无论是地点、数量，还是鸟类名称，均有差异。这件异事究竟发生在“楚国苦县”还是“楚国吕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证明七国之乱之前，苦县确实隶属楚国。
《前汉纪》是汉献帝五年（200年）成书，作者荀悦（148～209）是东汉末期政论家、史学家。《后汉书·荀悦传》记载，荀悦12岁时，就能解说《春秋》这部经典。但凡他见过的篇章书卷，往往只需浏览一次，便能大致背诵记忆。汉献帝好读书籍，但认为班固《汉书》篇幅太繁，难以记诵,于是令荀悦依《左传》体例作《汉纪》三十篇，后人称之为《前汉纪》。
荀悦《汉纪》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对比《汉书》和《前汉纪》，有关“群鸟共斗”的表述并不相同，《汉纪》删去了《汉书》中不易看懂的句子及刘向对“堕泗水中”的解读。
荀悦为什么要删除刘向的这段解读？因为其解读有两大错误。
《汉书》这段原文是：“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
翻译出来就是：刘向认为这是黑白反常的灾祸预兆。当时楚王刘戊暴虐无道，用刑罚侮辱他的老师申公培，还与吴王策划造反。乌鸦聚众搏斗，象征着军队交战的凶兆。颈部白色的乌鸦体型较小，表明弱小的一方将会失败。坠落到水里，预示将死于水滨之地。楚王刘戊未能醒悟，依然发兵响应吴王，与汉朝大军激烈交战，最终兵败逃亡，逃到丹徒时，被越人斩杀，这正应验了“坠落水中而死”的凶兆。
这段解读的两个失误为：
一是把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混淆了。按《汉书》人物列传记载，七国之乱兵败后，吴王刘濞带领手下壮士一千多人连夜逃走，渡过淮水逃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以保住东越，但却被东越人刺杀。而楚王则是兵败自杀。北宋刘奉世在为《汉书》作注时也认为“死于丹徒者，吴王濞耳，向说误”。
二是对乌鸦的解读错误。《汉书·五行志》中的“白颈乌与黑乌”，刘向认为“白颈者小”，而百度百科显示，乌鸦的体长一般为40厘米，而白颈乌鸦的体长为58厘米，实为白颈者大，故《前汉纪》将“白颈乌与黑乌”改为“白项鸟与黑项鸟”。苦县位于楚国的西部边缘地带，两群鸟在苦县相斗，白者失败东逃，到达泗水时筋疲力尽，累死坠河，这是符合常理的，也与吴王败逃东越被刺杀在长江岸边相契合。
正因为《汉书·五行志》的上述失误，荀悦才把这部分内容删除了。这说明荀悦修《汉纪》是动了脑子的，《前汉纪》中的“楚国苦县”不是荀悦抄错的。其奉旨成书，工作一定非常仔细，也不可能随便抄错。退一步说，如果当时苦县不属楚国，荀悦硬说“楚国苦县”，那就是重大地理常识错误，汉献帝等人不可能不会发现。南宋王益之《西汉年纪》所引荀悦《前汉纪》，也作“楚国苦县”，证实“楚国苦县”确为其原版，也不是后人抄错所致。
如果说，单凭《前汉纪》“楚国苦县”尚不能证明七国之乱前苦县隶属楚国的话，那么，居延汉简的出土，则为苦县的归属提供了新的佐证。
1972～1974年间，甘肃居延（地名，匈奴语的音译，一说即“祁连”）考古队在居延汉代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约19637枚肩水金关汉简。《肩水金关汉简》中有“淮阳郡谯（73EJT4:15）”“淮阳郡费（73EJT21:468）”“淮阳郡酂（73EJT22:80）”“淮阳郡新郪（73EJT24：238）”的记载，“淮阳郡苦”的记载则更多。上世纪30年代出土的11000枚居延汉简还有“淮阳郡城父（007.024）”的记载。
专家考证，这些汉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后，淮阳王刘余改封鲁地，淮阳国除为郡。直到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最终又复置淮阳国。因此，这批汉简中没有“淮阳国”，但其中的“淮阳郡”不应超过公元前102年至公元前63年这个时间段。
上述竹简中的“酇”即酇城，今在河南省永城县西；“费”即费亭城，今在永城县南新桥镇浍河岸边；“新郪”今属安徽省太和县。《汉书•地理志》中，谯、酂、城父三个县级政区都属沛郡（但无费），与汉简不同；但《后汉书》中有费亭侯的记载。说明四者在宣帝元康三年（前63）之后发生过改隶。谯、酂、城父汉初属楚国彭城郡，时楚国有薛郡、东海郡、彭城郡三郡三十六城（一说四十城）。
汉景帝二年（153），薄太后去世，全国哀悼。但楚王刘戊却饮酒作乐，且有“私奸”，汉景帝大怒，遂收回其东海郡。但景帝三年春（是年仍以冬十月为岁首），削书一到，楚国刘戊就随同吴王刘濞发动了七国之乱。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不忍绝楚元王之后，保存楚国另立新王，但又析楚国薛郡为鲁国，徙淮阳王刘馀为鲁王，淮阳国除为郡。至此，楚国三郡仅剩彭城郡。
大约在汉武帝推恩令之后，可能因第六代楚王刘注（？～前117年）子嗣较少，又将彭城郡西南部谯、酂、城父、苦、费五县改隶淮阳郡，南部置为沛郡（把沛郡置于梁国楚国之间，可以制衡梁楚等诸侯王之间的窜通）。元朔六年（前123）中，《史记》始有沛郡的记载。楚王刘注死后，汉武帝赠其谥号曰“襄”。按谥法，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刘注没有领兵打仗，盖因刘注楚国的半壁江山改设为沛郡和淮阳郡的一部分，相当于为汉廷开拓了疆土，故武帝才赠其谥号曰“襄”。
按《史记·老子列传》，老子的后代“为胶西王卬太傅”，而胶西王刘卬（áng,yǎng）在七国之乱时（公元前154年）被杀。接下来的情况司马迁可能就不知晓了，故其未载。由此可见，司马迁所掌握的老子信息是七国之乱之前，故其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封子刘钦为淮阳宪王，复置淮阳国。苦县留在淮阳国，而谯、酂、城父则改隶属沛郡（此时费可能已废）。《史记正义》在解释为什么司马迁把老子记载为“楚苦县人”时曰：“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东汉的陈国、西汉的淮阳国，在地理位置上属春秋陈国辖境。春秋陈国后为楚国吞并，老子又成为楚国人，老子先陈后楚，故唐初法琳（572—640）《破邪论》等佛家书籍认为老子生于“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人里”；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云：“老子者……产于楚国淮阳苦县濑乡曲仁里。”
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楚国是荆蛮之人，周王室和中原各国都把楚国看成是荒蛮之地，王子朝逃到楚国后还说自己“窜在荆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因此，让土著楚国人担任周天子史官，这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东汉时期，苦县仍隶属当时的郡国陈国，陈相孔畴、边韶均在苦县老子庙立碑，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汉书·郡国志》所载完全属实。
苦县这片土地，被确认为老子生命的起点，也就自然成为其精神永恒回归的所在。祭祀于此，便是在文化的根源处浇水，是对“慎终追远”传统最深刻的践行。
四、遣使近臣：汉桓帝毕生的信任与重托
虽然《后汉书》明确记载汉桓帝是遣“中常侍”到苦县祀老，但对这两个祀老特使，有人还是专门作了调查，说左悺、管霸都是宦官出身，意思就是此次祀老不可靠。汉桓帝祀老，为什么会派宦官呢？
首先，左悺、管霸都是以中常侍的身份祀老的。中常侍为汉代设置的皇帝近臣官职，西汉时期由列侯、卿大夫等贵族担任，东汉时期则由宦官专任，职掌扩展至机要文书处理、诏令传达及参与朝政决策。因此，左悺、管霸并非普通的宦官，他们都是朝中手握重拳的大臣。
其次，左悺、管霸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东汉从汉和帝时期就皇权衰弱，朝政混乱，政权内部斗争连续不断。汉桓帝时期已是东汉的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全国统一的局面即将解体。汉桓帝15岁即位，尚未真正成人，后来又依靠宦官除掉了外戚政权才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宦官就成了自己最信任的人。这就是汉桓帝两次祠老子都是派宦官代劳的原因。
五、维修庙宇：皇家祭祀的标配
虽然东汉时期《东观汉记》《老子铭》及《后汉书》都未言汉桓帝修建苦县老子庙之事，但后世的许多史料都证实其当年修建了老子庙。比如：
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居处部四·宅舍》曰：“濑乡记曰：老子祠在濑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时教化学仙故处也。汉桓帝修建屋宇为老子庙，庙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旧生宅也。”
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云“汉武帝进用儒术，黄老由是见废。后桓帝梦见老子，诏陈相孔畴（注：应为“边韶”之讹）立庙于苦县，刻石为铭”。
上述崔玄山（《濑乡记》作者）、欧阳询、封演都不是道教人士，他们没必要虚构事实来粉饰老子庙。因此，他们的所载当为属实。
此外，道教文献对汉桓帝修庙的记载则更多。比如：
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汉桓帝梦见老君，特诏陈相边韶于生处旧宅修祠立碑。”
南宋谢守灏《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云：延熹八年乙巳，帝遣中常侍左悹诣苦县祀老君，命边韶撰碑文。
《后汉书·桓帝纪》中，延熹八年遣使祭拜老子的月份为正月与十一月，但边韶《老子铭》中是汉桓帝八月梦见老君，《水经注疏》还据此认定边韶立碑时间为八月。难道是《后汉书》《东观汉纪》都记错了？作为国家正史，皇帝的纪传十分谨慎，史官不敢造次，出现明显差错的可能性不大，而两个史书同时出错的可能性则更小。
是《老子铭》记错了吗？可能性也是很小。
《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记载，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王子乔冢，“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致礼祠濯之，敬肃如也。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乃与长史边乾遂树之玄石，纪颂遗烈。”这就是说，延熹八年八月，皇帝还派遣使者带着牛羊祭品，恭敬地行礼祭拜，庄重而肃穆。当时任国相的东莱人王璋，认为这样的神圣盛事，一定要刻碑立传，便和长史边乾一起，竖起一块黑色的石碑，刻文记载先人的功业，赞颂传世的英名。
由此可见，延熹八年八月汉桓帝祭拜神仙并非孤立的事件，除了陈国苦县老子外，还祭拜了梁国蒙县（注：此“蒙县”并非安徽蒙城，而是商丘的北蒙，在谷熟之北）的王子乔，且当时的国相边韶、王璋均参与了活动。只是二者份量不同，王璋是自己要为王子乔立碑，而边韶则是受命立碑。
《老子铭》与《水经注·汳水》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延熹八年八月遣使祀老并非边韶杜撰，而是确有其事。但《后汉书》为什么没有延熹八年八月祀老，只有十一月祀老呢？仔细阅读《水经注》，或许能找到答案。
《水经注·卷二十三·阴沟水》云：“濄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按此记载，管霸祠老子与陈相边韶撰碑文是同一次活动。
遍查史料，边韶仅撰一篇《老子铭》。由此可见，皇帝八月安排的祭祀活动，十一月才最终成行。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就与边韶维修老子庙有关。我们可以推测，延熹八年八月，汉桓帝梦见老子，想到苦县祭老，安排陈相边韶按国家大典筹办，边韶为此作了《老子铭》，并维修了老子祠——因为按常理，若皇帝亲临（或遣使）祭祀，通常伴随有对庙宇的维护和修缮。但因维修老子祠需要时间，所以八月未能像王子乔一样如期祭拜。
等这一切准备好后，汉桓帝可能因身体原因或内政（宦官争斗）原因无法到苦县亲自祭拜（此后2年多汉桓帝就病故），所以就在十一月安排管霸代为祭拜。故《水经注》才把八月份的老子铭与十一月份的管霸祀老写到一块儿了。
《后汉书》中，不仅官修老子庙没有记载，就连官修孔子庙也没有记载。汉桓帝执政20年，《后汉书·桓帝纪》全文仅7000多字，如果不是边韶《老子铭》的存在，后世甚至连陈相边韶参与桓帝祭老活动也不知晓。因此，不能以简单地以《后汉书》中没有记载，就否定官修苦县老子祠的可能性。
千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而逝，但老子祀典的香火却从未断绝。它始于一位帝王对长生的私愿，却最终汇入了古陈大地祀典文化的洪流。当我们回望延熹年间那几缕驶向苦县的轻尘，听到濯龙宫中那祭天雅乐的余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仪式，更是一个文化符号被正式纳入民族集体记忆的关键时刻。
老子祀典，以其独有的皇家印记与深厚的哲学底蕴，为周口这片土地上伏羲、商王等后世一系列祀典的展开，奠定了最初的范式与尊严。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祭祀，从来不只是向神明的祈求，更是对自身文化血脉的确认与朝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次钟磬响起，都是今人与远古智者的一次隔空对话，都是文明薪火的一次温柔传递。
原载：老子文史网 作者：中玉 编辑：七台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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